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1)02-0006-09 在过去的十年里，记忆已经被公认为是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一个“前沿性概念”，以记忆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也已经塞满了整个图书馆，记忆话语体系正在学术界迅速扩张。实际上，研究文化记忆的模式多种多样，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多，但这些模式完全没有关注彼此的存在，更不用说探讨各自所包含的不同原则和目标。因此，记忆话语体系仍然缺乏理论上的严谨性，我们应该对该领域进行整体性的、鉴别性的考察，并对核心概念进行批判性解读。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深入探究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集体记忆”，紧接着我将解读一些专业术语之间的区别，最后本文将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来进行验证。 一、集体记忆——一个伪概念? 个体记忆确实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记忆依附于个体，但是它依附于群体吗?尽管围绕着“集体记忆”这个术语，一时之间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图书馆的架子上也塞满了相关著作，然而仍有一些顽固的怀疑论者坚决否定这个概念。要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很简单，但是这个术语所指代的事物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属于否定这一术语的学者之一。在她的新书《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桑塔格写道：“每个人都能辨识的影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思考的或者说宣称它在思考的一部分。这些被称为‘记忆’，长期来看是一种虚构。严格来说，没有所谓的集体记忆……所有的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复制的——它随着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消亡。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回忆，而是一种规约：这是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还配上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大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囊括了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1] 桑塔格认为一个社会能够进行选择、思考和言说，但并不能回忆。没有意志，一个社会依然可以做出选择；没有推理的能力，依然可以思考；没有喉舌，依然可以言说；但是没有记忆，社会并不能进行回忆。说到了记忆这个词，桑塔格再也没法继续以上的修辞性的套用了。对桑塔格来说，离开器官和有机体，记忆根本就无从谈起。作为物质结构的一部分，记忆依附于个体的生命，与其一起消亡。这样一种常识性观点有着不容驳倒的证据。我要说的是，这个观点自然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完整的。强调个体记忆的经验实证主义层面和唯我论色彩就会忽略掉记忆的两个重要维度。一个维度涉及记忆在个体之间的链接方式。个体记忆一旦用言语表述出来，就会与语言——这一具有主体间性的象征体系融合在一起，继而严格说来，个体记忆就不再是个体独有的、不可剥夺的财产。通过语言这种常见媒介的编码，个体记忆会被置换、共享、确证、纠正以及怀疑，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它会被书写下来，这样就使得记忆得以保存，即使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们也能知晓。这使我想到记忆的另外一个维度：记忆的外化。除了语言与文本，个体记忆与实物图像也密不可分。照片作为记忆的重要载体不仅触发个体的回忆而且倾向于表征这些回忆。在这些个案中，个体记忆与共享的实物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如果以上我们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而非记忆的话，我想桑塔格可能会就此做出让步。精神是大脑中的一部分，在这儿积累起一般性的概念，从文本和图像加工中得出的外部知识也在这里被吸收而后得到重构。桑塔格断言“存在集体性训诫”。心理学家已经做出了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区分，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阐释这个问题。语义记忆和精神有关，它还包含通过识记进行记忆的维度。语义记忆就是通过集体性训诫获得的，正是通过连续的学习，让我们习得了一般性的和专门性的知识，这些知识把我们和他人以及周边的世界连接起来。而另外一方面，情节记忆只收藏那些纯粹个人的、自传式的事件。尽管我们可以就这些记忆进行沟通和交流，但它们依然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因为作为一种个体化的知识，它们无法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外一个个体那儿。正是这种情节记忆将我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一个人可以分享他人的记忆，但是绝不可能拥有他人的记忆。 当莫里斯·哈布瓦赫(记忆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在1925年引入“集体记忆”这个术语时，他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个术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他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十分谨慎，并且带着自我批评的意味尝试性地进行推理，他从一开始就把这个术语和他创造的另外一个术语“社会框架”联系在一起。对于哈布瓦赫而言，两个术语必须放在一起来理解，不仅集体记忆依赖于社会框架，个体记忆同样也由社会框架来支撑和定义。他坚信在共享的社会框架之外没有记忆，而且这些框架的转变或者崩塌会诱发个体记忆的改变甚至遗忘。② 集体记忆是从个体参与社会框架中的角度来定义，而非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角度(像赫尔德的“民族精神”或19世纪的“时代精神”)，这就使得这个概念不再是一个伪概念，而成为一个引领全新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概念，这一点在这个术语产生之后的六七十年后已经得到了证明。尽管我们对集体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神秘性还存疑，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对这类概念还存在政治上的滥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每个人不仅以第一人称“我”的单数形式存在，还同样以不同的“我们”的复数形式存在。个体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群体，这样不同的“我们”就会采用各自不同的“社会框架”，每一种“社会框架”都意味着共同的关注点、价值观、经历以及叙事等隐含的结构。家庭、邻里、同龄人、同代人、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化——这些都是个体称之为“我们”的更大群体。每一个“我们”都由具体的话语体系来建构，这些话语体系勾勒出一定的界限并明确相关的原则以区分内外。要想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就要参与到群体的历史中，而群体的历史往往超越个体的生命长度。因此，个体要想参与到群体过去的视域当中，就意味着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个体不能去回忆这些知识，而只能去记忆。尽管这些知识是作为语义记忆去习得的，但它们依然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因为它们像情节记忆一样具有一个身份标签，正是这些知识建构了“我们”(而不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