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凡是在我们外界存在的，没有不同时在我们内界存在，眼睛也和外界一样有自己的颜色。颜色学的关键在于严格区分主观的和客观的，所以我正从属于眼睛的颜色开始。① 阿乙的第一本书取名《灰故事》，这位从小镇叛逆而出的青年，他眼中的小镇是灰色的，就好像一个充斥浓厚烟雾的方盒子，将其中的人们牢牢罩住。灰色象征着这里所发生的是一个个灰暗荒诞的故事，也造就了其作品的叙事基调与情感色彩。按照色彩分析理论，人们对颜色的不同偏好直接与情感相连，如果多使用“消色差的色彩(灰色、黑色)，说明表达者在某一时刻压抑的感觉，或是想遮蔽住带有侵略性的感觉”②。在作者毫无光亮的注视之下，自然中的各种事物都隐身在这无差别的灰色中，消失了自身本有的色彩，仿佛只有一个作为物的模糊轮廓。灰色同时也是油画中所有颜料混合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各色人物在这里得以生存，并在这灰色中偶尔闪现他们的光彩。 一、色彩词汇的情感表达 一个个“灰故事”是由具体的词语构建，而颜色构成的词语在阿乙的作品中出现得较为频繁且考究，他娴熟地运用它们传递着自己注视下事物的样貌。除了基本的颜色字符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粉等，还包含许多绘画中的专有色彩词汇(包括表示程度的同色系词与两种颜色混合搭配的词)，如：白色、乳白色、灰白、银色、黄色、明黄色、金色、橙色、橘色、黄褐色、棕色、红色、鲜红、粉红色、法鲁红色、深红色、暗红色、紫红、绛紫色、紫黑色、蓝色、海蓝色、暗蓝色、藏青色、黄绿色、青色、淡青色、暗青色、青灰色、湖绿色、绿色、翠绿、墨绿色、黛色、褐色、暗褐色、黑色等。 其中，法鲁红色、绛紫色等是颇为专业的色卡名称，它们的使用多见于以北京等大都市为背景的故事，如《情史失踪者》。而以农村小镇为背景的故事中多用青色、黄绿色、黛色、绿色、藏青色等自然属性极强的颜色，如《对人世的怀念》。值得一提的是红色、鲜红、深红色、紫红色、翠绿等色彩饱和度高的颜色常用于对尸体的描绘，尸身的浓烈色彩与生者身上的灰暗无光经常在阿乙的作品中出现，如《情人节爆炸案》。 叠词：灰茫茫、灰溜溜、灰蒙蒙、红丝丝、黑黢黢等。 带有特殊修辞的颜色：森白、苍白、蜡白、花白、煞白、惨白、梨色、槐黄色、酱黄、暮色、水红色、血红、珊瑚红、硫黄色、麻酱色、茄紫色、浓绿、冬瓜绿、铜绿色、芝麻灰色、铁灰色、岩灰色、漆黑、油黑、琉璃色、胭脂色等。“我们在一切知觉中就经常可以分清哪种颜色是真正外界存在的，哪种颜色只是由眼睛本身产生的貌似的颜色。”③人们对色彩的认知不仅来自感官，色彩也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情感经验的表达。这类颜色被歌德归类于生理颜色，它们含有复杂的色彩元素，难以简单地使用几种基础颜色调合表述，包含很强的作者主观情绪和对对象的感觉。颜色在这里不仅是物体本身具有的属性，同时也是作者关于它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事物在作者眼中呈现出来的观念往往带有作者给事物打上的独特的印记，作者的情感正是通过色彩词汇被细腻地表达出来。这就体现为种种具象的特殊的色彩。阿乙重视不同对象的个体性差异，例如在表现人物了无生气的病态时，他重点区分了这类难以辨别的灰白色。重病男人的脸用“梨色”——因肺病折磨导致的偏黄绿的灰白色；女孩冰凉脚踝的“森白”——在寒冷之中受冻的冷色调的蓝绿灰；祖父脸色的“蜡白”——因衰老缺乏血色的浅黄灰白色。 二、长句中的色彩对人物和场景的细致展现 相较单一词汇的色彩描写，长句中的色彩就像在调色盘中不断调和的复合色，其特点是越经调和，纯度越低。往往这类难以明确界定的颜色来源于阿乙对人肤色的关注。《情史失踪者》中“她的皮肤说不上黑也说不上黄，总之不显白”④，或是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苍白的脸扑满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她还在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⑤。阿乙的警察经历使他在注视人物时充满了冷漠细致的审视，这种尸检般的观察与描写放大了人物本身某种荒诞悲凉的特质。 相同的颜色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状态，而我们在对比中才能识别色彩。阿乙作品中色彩运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强化环境中的色彩对比，如在灰色背景中，突然出现激烈的色彩冲突可以加剧画面中的不稳定性。《情史失踪者》中“光明就像大军在紧闭的绛紫色窗帘外浩浩汤汤地经过”⑥。金黄色的阳光与带有红色调的暗紫色形成了鲜明的互补色对比，屋内昏暗局促的氛围更加决绝地与充满希望的屋外隔绝开来，为房间内即将展开的搏斗进行铺垫。这种强化的互补色运用经常出现，它突破了人们对“色彩恒常性”的认知，尤其是在对尸体的具体描写中。如《敌意录》“她的五脏六腑鲜红，仍然垂滴着血，而翠绿肠子滚圆的(如巨蛆)”⑦。在血肉模糊中，“五脏六腑”的“鲜红”与“肠子”的“翠绿”其实是难以识别的，阿乙通过主观的强化，将这血腥刺激、涌动着不安与死亡恐怖的场景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色彩对比，阿乙也通过光的照射去强调明度对比，在《极端年月》中，经历了爆炸案现场的惨烈以及濒临分手的绝望，“我”在结束现场调查取证工作后看到“一个个人在忽明忽暗的警灯照耀下，像是尸体一具具站起来，像是收割完庄稼，相约回家，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像是要抛下我”⑧。作者抹去了单个人物的具体面目，个人在这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个符号象征着在遭遇命运毁灭之后破碎化的人像机器般麻木地“收尸”，而“光”刻意营造出的温暖和明媚都只是一种虚假的光亮，这些泛着虚弱生机的光亮遭遇必然的真实碾压之后往往不堪一击。 句子中关于色彩变化的描写往往也传达了作者对人物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女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他刚刚接触或是不够喜欢的女人，描绘中带有冷峻的戏谑。“牙齿紧密，上头确有一层用什么牙膏也洗不脱的黄渍，如果笑得开放点，还会露出大块的法鲁红色牙龈。”⑨女人淡青色的打底裤让人联想起尸斑，瘦小的手被比作“松鼠湿润的红色小肉掌”。被审视的女人仿佛处于阿乙的放大镜之下，她们的美或多或少都被打了折扣，无法细究，并带有敏感、病态的特质。值得一提的是，阿乙给象征着热烈、美艳与危险的红色系赋予了狼狈而笨拙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