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写作思潮出现之前，女性叙事在现当代文学叙事中处于边缘位置和被压抑状态，无论在“十七年”时期为代表的革命叙事中还是“告别革命”后的新时期文学叙事中，女性话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叙事的完全空白，相反，即便在革命话语空前强化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女性叙事依然在宏大叙事话语中顽强生长，并生成一股文学潜流，涌现出诸如《青春之歌》这样优秀的以女性为人物主体的文本，为革命中的女性留下历史的注脚。然而，相比于1990年代之后的女性叙事，1990年代以前尤其是1960、70年代的女性叙事是不充分和有限度的，女性叙事并未真正建立起独立的审美体系和叙述范式，仍然服膺于革命、阶级、历史等宏大话语，“可见的女性”难得一见。这当然与彼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定让这一时期的女性叙事在表现空间、表达方式上都受到限制。时间延展至今，对于现代主体女性的叙事已经相当成熟，但对于内在于革命话语和体系之中的历史女性的叙述如何展开，比如如何重述1960、70年代革命语境中的女性，依然是一个叙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刘庆邦《女工绘》所贡献的叙事经验，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和叙事学意义。 一、“可见的女性”与“历史的无意识” 中国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是伴随着20世纪思想启蒙和革命解放运动而来的，“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①“五四”启蒙所提倡的人的理性启蒙包含着性别启蒙的内容，而现代国家民族革命所召唤的革命共同体进一步为性别的解放提供了社会空间和实践路径。革命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不爱红装爱武装”，以及在革命历程中出现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评价丁玲语)等话语和现象充分表明了女性在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和社会空间中所获得的巨大的成长空间以及地位转变。女性之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支撑和社会意义已在已有的革命叙事中获得了充分的叙述和价值认可。问题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女性的解放停留在女性从传统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中走出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身份认同上，这是革命年代所致力达成的性别解放目标，也是性别解放所必然迈出的第一步，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女性社会化、革命化成为革命语境下女性解放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形态，与此相伴生的革命文学中的进步女性形象也是社会化、革命化甚至男性化的，而真正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则被掩盖了。 因此，我们看到，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是叙事中的稀有元素和衬托性的存在，即便是进步的革命女性形象也是革命化、男性化的，是非女性化的。这种叙事本身并无问题，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历史的结晶体”。但这种意识形态下生产出的女性形象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单向度、扁平化之中，因为它忽略掉了真正性别意义上的那个被压抑在身体和心灵内部的“女性”，未能真正及物和触及女性本体，“革命女性”的内面悄悄被历史所藏匿和掩埋了。 《女工绘》是典型的关于“革命女性”的叙事，其所重述的正是1960、70年代革命语境下的女性。但他的叙事重心并不在于借女性来重述历史，更在于在对历史的回溯中把不可见的女性的内面进行打捞和重现。换言之，他的叙事重心在于“革命女性”内面的发掘和呈现上，而不是对革命叙事的延续或重写。因此，他的女性叙事就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某种怀旧和抒情，也不是对已有历史女性叙事的重复，而是恰好与已有的历史女性叙事形成补充和对照关系。这是其与已有女性叙事的重要区别，也是这部作品重要价值之所在。 《女工绘》细腻描绘了一群“革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其所要展开的女性叙事的对象具有历史特殊性和复杂性。她们是生活在1960、7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女性主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她们仍然与革命话语、历史话语乃至阶级话语融为一体，而且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因此，对于她们的叙事，就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不可拆分的阶级叙事和历史叙事，作为主体展开的女性叙事必然要和阶级叙事、历史叙事发生复杂的关系，如何处理女性叙事与阶级叙事和历史叙事的关系，如何在强大的阶级话语和历史话语之中生成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话语，从而实现有别于以往历史女性叙事的意图和目的，是作者在叙事中所要面对的核心难题。 刘庆邦为此作了精心的设置。首先是女性的主体化。女性在这部作品中占据了绝对的主角地位，无论在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中，还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作场所(煤矿)，女性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比如华春堂所处的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父亲的空缺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女性化的家庭。而华春堂凭借性格中细密周全和泼辣勇敢的一面超越了母亲和姐姐，成为家庭的主心骨，掌握了家庭的话语权。她实际上替代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实现了性别意义上女性对男性的替代甚至超越。在工作场所，作者也是将主要笔墨和叙述的聚光灯集中照拂在女性身上，重点展示的是女性劳动者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而不是那些人数更多、也更具生产力的男性矿工的工作状态。也即是说，作者在叙事中有意识地将女性作为重心，作为叙事的表现对象和主体，给予了充分的表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