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0)06-0019-06 一、缘起 王安忆非常重视“处女作”，她的复旦大学小说学课程讲稿《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的第二讲就是“处女作”问题。她说：“我非常重视作家的处女作。我觉得在这之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可贵的，等到作家成长起来，成熟以后，他会写下许多好的作品，可是他处女作里的一些东西却是他永远不可再得的，而且是依然具有价值的。”①王安忆所描述的“处女作”之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它拥有一种原发的、未经污染的、完全属于个人的感性。由这样的感性所支配的写作就像“单枪匹马闯世界”，是虎虎有生气的，在在都是新鲜，都是胜景；却又难免生吞活剥的嫌疑，处处都是生硬，都是破绽，且无法用现成的概念去套、去命名，从而给人留下“不知道在讲什么”②的印象。不过，正是这个“不知道在讲什么”却依旧要讲的“讲”，纠结着渴望、痛苦、犹豫和怀疑的“讲”，揭示出一个作家涌向世界的最原初的冲动和姿态，这样的冲动和姿态在日后的写作中注定要被逻辑化、体系化，却一定会有一些坚硬的残留，被打入潜意识，持续支配着他们的写作，成为他们的创作世界的基因、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那些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讲什么，并且讲得又是那么圆融、顺畅的代表作，而正是这些“不知道在讲什么”，同时讲得如此稚嫩、笨手笨脚的“处女作”，才能距离作家的灵魂更近。因此，如果想要探究他们创作的规律，破译他们灵魂的密码，还得从“处女作”说起。 发表于1980年第6期《北京文艺》上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实际上并不是王安忆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但是，在经过一番郑重的辨析之后，她还是把它认定为自己的“处女作”：“我自己常常是将《雨，沙沙沙》作为我的处女作，虽然它并没有彰显的成绩，而获得全国性奖项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则是将其归入前写作阶段。”③这一略显古怪的认定显然可以看作是王安忆的正式宣告：作为“处女作”和萨义德意义上的“开端”的《雨，沙沙沙》，之于她的创作生涯，是一种开启、揭示、挑明、限制和隐喻。可惜的是，王安忆的宣告声并没有多少人听到、听清楚。 那么，让我们从《雨，沙沙沙》说起。 二、世界“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小说这样开头：“天，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④雨，是一层帷幕，雨中的人们隔着一层帷幕看世界，世界以披着帷幕的样子被人们隔离地看取，于是，世界陌生化了，它还是它，它又不再只是它，它以既是又不是自己的样子向人们发出召唤，清晰又恍惚，好像是一场梦境。另一则著名的雨中故事——施蛰存《梅雨之夕》，也有一个类似的开头：“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⑤只有在梅雨中，现世才不再只是一个人们“烦”于其中，所以多多少少被忽略、被漠视的环境，而是一下子翻转成一个被凝视的客体。就像那个不知名的女郎，原本只是一个擦身而过的路人，“我”之于她的关注，只能是一种“世俗的不经意”⑥，不过，隔着一层雨之帷幕，滤去了现世内镌着的计算和因果，她竟成了一帧被打量、被欲望，一直到永恒的风景：“面前有着一个美的对象，而又是在一重困难之中，孤寂地只身呆立着望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⑦风停雨住，帷幕揭去，现世重又滑回计算和因果，“我”坐上人力车，赶紧回家(家，计算、因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车上的我，好像飞行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⑧。雨住是梦醒，那么，下雨就是作家为了造梦而施展的法术，而梅雨的“淙淙”声与王安忆的“淅淅沥沥”和“沙沙沙”声就像是梦的脉搏，轻柔又笃定地跳动着。不过，别人都行走在计算和因果之中，梦中人的心神却被一个“崇高客体”所吸引，以至于失魂落魄，也就难免被路人认作是发痴，就像《雨，沙沙沙》中的雯雯不由自主地跑向末班车，却又收起脚往后退，好像在梦游，售票员不满地说：“发痴!”她也问自己：“发痴!我是发痴了？”⑨自问，不是为了厘清，而是表明她已经更深层地陷入了混乱，她真的发痴了。不过，只有发了痴，雯雯才会有渴望、有能量去展开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并在这一世界中遭逢上那些非解决不可却又注定解决不了的难题，一些属于她，更属于王安忆的难题。 “沙沙沙”和“淙淙”，就像《封锁》中封锁的铃声：“叮玲玲玲玲玲”。对于电车的铃声，张爱玲进一步发挥：“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⑩被计算和因果统摄的现世如同电车的轨道，抽长，又缩短，像曲蟮一样往前移，没有完结，单调而枯燥得几乎让人发疯。然而，常人就像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两条蠕蠕的车轨，就是不发疯——在荒诞现世中安之若素、行礼如仪的人们都是常人，而那些觉出现世荒诞的人们才是不可救药的疯子。常人的典范，就是吴翠远。翠远长得不难看，有一种“模棱两可”的美好，决不“过分触目”，“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还梳着一个“千篇一律”的发式，几乎就是一个常人的模子。这个常人的模子，“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11)。这里所说的“好”，应该就是跟翠远的长相一样的“模棱两可”，“仿佛怕得罪了谁”(12)似的。只有如此之“好”，她才能稳妥地嵌入现世，稳妥到好像刚刚加过润滑油。嵌入现世的她其实是不被看到的，甚至不存在的，她作为链条的一节，消失于整个链条之中。但是，封锁了，时间与空间被铃声切断了，就像梅雨把现世盖上一层帷幕，她和整辆电车都切进了另一重时空，一重梦境一样的时空，用张爱玲的话说，“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13)。在梦境中，秩序坍塌了，逻辑断裂了，身份剥离了，就连远近的比例、长短的速率都紊乱了，于是，被淹没的“好”人、常人挣脱了链条的捆缚，作为自己被凸显出来，第一次作为自己而存在的常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面容，自己的麦克风，就像翠远和宗桢同时把头探出车窗，脸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14)。就这样，翠远一直沉睡着的风情、泼辣、任性，以及一定要做点什么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一定要冒犯到这个世界的渴望被激发了出来，她成了一朵“风中的花蕊”(15)，带刺的花蕊，摇曳生姿，顾盼生情。而吕宗桢呢，平日里，他是会计师，孩子的父亲，家长，车上的搭客，店里的主顾，市民，但是，在这个奇异的梦境里，在这个不知道他的任何底细的女人(不是好女儿、好学生，而是女人)面前，“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16)，一个散发着迷人却又危险的雄性荷尔蒙气味的男人——其实，回到现世，他不过就是一只乌壳虫。 胡兰成看到的张爱玲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封锁》，才看了一二节，他就“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17)。《封锁》震动胡兰成的地方，应该就是张爱玲让现世打盹，卸去计算和因果，让常人作为一个本真的人去直面自己的真相和难题的能力。而王安忆“处女作”中“沙沙沙”的雨也让世界打了盹，雯雯走在自己的梦境里，她像翠远一样，不再是一个“好”人、常人，而是一个锐利的人、本真的人，这个本真的人可以也必须提出并解决属于自己的难题。更深一层的追问是，雯雯所遇到的问题和她的前辈翠远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变，这一问题又是如何开启、隐喻了王安忆后来的创作的？或者说，要弄清楚王安忆创作的“核”，最便捷的通道可能还是需要回到四十年前雯雯的那一次发痴、梦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