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的庞大体量以及氤氲气质，从一些批评文章的题目中可略知一二。阎晶明用“塔楼小说”比喻《应物兄》结构之错综及故事情节之“不通透”。①邵部以“沙”之喻道出了小说的弥散性和细碎性特征。②王鸿生、项静、丛治辰等均以并列式关键词为题折射小说的多维度性。③上述种种皆可作为《应物兄》文本繁复性与混沌感的佐证。“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枝蔓杂生、前因后果难以梳理、故事主线便漫漶不清”④等几乎成为批评家们的共识。可见小说在赋予批评家敞阔阐发空间的同时，也为某种“集中火力式”的阐释制造了难度。 线头众多、玄机频现的《应物兄》如何使得一种论题专一的批评成为可能？我以为关键是要拨开云雾，找到小说的“题眼”，即找到纷纭世事、人事、物事背后李洱所持的一种总体性观念及其核心且迫切的问题意识。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访谈时，李洱被问到“应物兄身上寄托了您怎样的理想和期待？”李洱回答：“知、言、行，三者的统一，是我的一个期许。”⑤我以为这一回答正扣住了《应物兄》的题眼。应物兄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寄托在他身上的理想和期待，也是作者赋予这部小说的总体性理想和期待。如果再凝练一点，那么小说题眼只有一“言”字——人物的知、思、行皆与言紧紧缠绕，以相合或相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将《应物兄》看作一部以人物声音为主线的“说话体”小说也无不可。⑥ 一、“口力劳动者”的嘈嘈切切 “言”的问题缠绕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鲁迅一向关注国民的发声问题。1926年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提出“在沉默中爆发还是灭亡”的命题；次年他在香港青年会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呼吁国民告别麻木不仁的失语症。⑦数十年后，王小波撰文《沉默的大多数》，他所谓的“沉默”与鲁迅所痛心疾首的“无声”内涵迥异——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格趣味，表达了基于对话语世界真实性的怀疑的不合作姿态，成为对抗权力、诳语、虚伪、浮夸的隐蔽手段。鲁迅与王小波对于“言”的看法其实并不相悖，两者代表了言说之正义性的最高标准与最低标准——大胆讲真话与不说违心话。 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言说域、话语场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应物兄》固然是虚构文本，但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揭示不可谓不深入、不真诚、不辛辣。小说不是以环环相扣的情节敷衍或主人公跌宕的命运起伏演变来抵达终点的，人物叨叨扰扰的言说才是推动小说前行的主要动力。小说是围绕儒学相关话题展开的，孔子最反对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而小说中信奉孔子的各色人物大多能言善辩、辞令丰赡。人物的言说水系杂错，汇溪流以成江海，其所覆盖知识容量之庞大是一大看点，但小说最考验读者的不是表面所见的形形色色的知识，而是对人物言说内容的真伪实虚及其背后的假意真心的辨别能力，因为语言与存在常处于分离状态，“真实的东西往往戴上了假相的面具，虚假的东西却常常披上真实的外衣”⑧。 《应物兄》呈现了太平世中的嘈嘈切切，很多人已经成为管不住嘴、憋不住话的“口力劳动者”，张嘴即来，天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管对信得过的人，还是对信不过的人。当然，公开说还是私下说，说什么怎么说，处处透露着玄机和技巧。 小说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违心话听上去言之凿凿、义正词严；而肺腑之言则低切逡巡，欲言又止，即便大声道出也常因逆耳而为人反感或不屑。拿应物兄来说，他的明言与暗思严重冲突。私域范围内第一人称的自言与腹语往往合其所想，而只要在公共领域发声，真实性就大打折扣，真话往往到了嘴边又咽到肚子里，或说出来只有自己能听到而不肯被别人听到半句，于是“他听见自己说”“他都不敢相信是自己说出来的”这种暗示身心分裂的表述多次出现。比如开篇应物兄谈到济州雾霾严重的问题时，他感到嗓子发疼，鼻腔发痒，但他却听见自己说：“《诗经》里有一句话，叫‘终风且霾’，说的就是又刮风又有雾霾，所以雾霾古以有之，不可大惊小怪。”这便是博学之人的狡黠之处——躲进书本，以知识为挡箭牌绕开问题、粉饰现实。在对雾霾进行了貌似深刻的知识考古之后，他暗自心虚：“听众不会骂我吧？”⑨可见，心之所属的他是一个被现实经验所笼罩的、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生命体，然而从他口中冒出的语辞却属于另一套貌似完整自洽但又不免虚妄乏力的体系。谎言试图缝补自身，这是就目的而言；结果却是背叛、阉割自身。应物兄言不由衷所折射出的立场游移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症候，如同辩论比赛中的辩手“通过抽签来确定自己的文化立场”⑩，他们对于某件事情、某个观点的认知常无“定论”，言说全由一时所处之位置决定。 以搬弄知识为表征的言说，还可助推不入流的“野狐禅”登上大雅之堂。唐风曾是偷渡客兼扒手，后华丽转身为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他深谙算命对象的心理，想让对方信服自己，就必须用玄奥莫测的知识武装自己，光靠一知半解的易学支撑不够，还得依靠儒学加持，于是将孔子认作风水学的鼻祖，如此知识构成就“完整”了。他算栾廷玉命中有子、看程家大院风水，依靠的是看似高深实则东拉西扯的知识堆砌，信口开河的命相诠释、异想天开的化解之道，诳语如机关炮一般，但偏就有人信，且所信之人多为各界精英，披着知识外衣的诳语就是在虚伪、虚荣、虚妄的畸形心理需求和对话环境中大行其道的。 言说从成色上分纯度，从体量上分长短。小说中能言之人大多善跑“马拉松”，寥寥几语便可阐明的事偏要捻细拉长，于是就衍生一系列闲话、空话、废话、没话找话、绕圈说的话……“口语扩容”经有多种途径，比如“掉书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比如“打官腔”，冠冕堂皇，模棱两可；比如“讲段子”，灰黑冷荤，俏皮轻佻；比如“扯线头”，越扯越远，结果离题千里。小说是在一系列无厘头的闲话废话中开篇的——由两条狗斗殴所引发的来自狗主人代理人的争执是掉书袋和打官腔的结合，充满闹剧意味。双方以外交谈判的辞令将狗咬狗赔偿事宜的处理复杂化，直至事端难以收场。双方搬出孔子的修身、克己、德怨、忠恕之说，将一场宠物纠纷的裁量权交给了居于庙堂之上的儒学，这个“狗咬狗”的开端，为整部小说奠定了狗血的基调，也为儒学的出场蒙上狗血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