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史时，学界提出“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这个时期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最高研究成果”②，它为日后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③。周作人出版于1950年代的三本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连同1960年代写作的《知堂回想录》，被认为是“鲁迅回忆录写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对于此后的鲁迅研究贡献最大”④。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写作这些回忆录的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占据了主流话语权的时段，这其实也是1949年以后鲁迅研究史的另一大特点。王富仁在谈到许寿裳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鲁迅回忆录时，曾认为“没有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存在”，这些作品“是难以产生出来的”。这一说法揭示出1950年代鲁迅研究界的资料建设与研究思潮之间的关联问题，作为主流学术思潮究竟对资料建设发挥了何种具体作用。 将周作人的鲁迅回忆录置于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史中，会发现这些“丰富”⑤“珍贵”⑥的鲁迅生平与作品资料的写作初衷，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乃至其所处的1950年代时代语境均有着隐形关联。实际上，鲁迅的生平与文本已构成了新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鲁迅”作为精神存在的强大力量已对现实构成了强烈干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时代语境对已被镶嵌在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鲁迅进行解说，周作人也不能例外。倘若细心寻绎，会发现周作人有意识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汇作为修辞手段，他不仅确定了鲁迅的阶级成分⑧，还运用了阶级论的理论来探讨鲁迅与“闰土”的友谊⑦。这类修辞使用得比较隐晦，且散落在周作人的“回忆文”中，使得研究者并未充分察觉“忆旧”⑨中的时代印痕。本文拟将周作人的“鲁迅研究资料”置于1950年代的鲁迅研究学史中，探讨周作人如何以提供“鲁迅研究资料”的方式参与了与主流学术话语的潜在对话。 一、索隐与还原的对话 近来学者在探讨“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⑩时，关注了1950年10月侯外庐在西北大学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晚会上所发表的演讲，此演讲在1951年1月2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周作人、王瑶、周定一等人都曾撰文回应”(11)。 最早对侯外庐演讲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1951年1月30日《亦报》上发表了《鲁迅与英文》，认为侯外庐所言阿Q的“Q”字为英文Question(问题)首字母的说法“解释得很好玩”，“但决不可能是事实”。因为鲁迅“反对英文”，“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12)。周作人对侯外庐的批评，表现了他对1951年前后鲁迅研究的基本看法：对鲁迅作品、思想的阐释可以见仁见智，他“别无意见”；但对其间“不确实”之处，周作人却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一说”(13)。 《鲁迅与英文》发表约一年后，周作人在《〈呐喊〉衍义》中专门谈到了《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姓氏来由。他追忆了当年刘半农因常常转述鲁迅的话，使鲁迅得到《儒林外史》中“方老五”这一绰号，刘半农自己也被戏称为“成老爹”(14)，从而为《端午节》中“方玄绰”的“方”姓提供了轶闻“根据”(15)。与此同时，周作人又认为《端午节》中“金永生”则不必多作猜想：尽管此人“可能实有其人”，但因“本来并不紧要”，“著者并不要特别去暴露这个人的丑恶”，且“无从去揣测”，“过于穿凿，反不免是多事了”(16)。周作人既调动三十多年前的“记忆”作为探讨鲁迅小说中人物命名的依据，又提出缺乏确凿依据的人物姓名无需进行附会式的索隐，这番正反相参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侯外庐的阿Q人名索隐的再度回应： 有些笔名以及小说中的人地名，在著者当时自有用意，即使是没有意义其实也是用意之一，但如没有可信的典据，由后人来索隐，那就容易歪曲，更不必说故意乱说的了。(17) 周作人提出探析鲁迅“小说中的人地名”的两条原则：一是由当事人提出“可信的典据”，如周作人对“方玄绰”这一人名的讲解，有着鲁迅友人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等“口头笔下(信札)”为依据，讲解人须为历史见证者；二是索隐要有合适的限度，尤其对于“本来不关紧要”的事，“如去过于穿凿，反不免是多事”(18)。这两条原则都针对了侯外庐的结论，由“后人来索隐”且“过于穿凿”的阿Q人名说显然是周作人无法认同的。 在《〈呐喊〉衍义》中，周作人解说了阿Q人名的来源：鲁迅以Q字来“讽刺用罗马字拼音只知道照英文读法的学者们”；选择Q字是因为鲁迅自己“就觉得那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小说发表是为《晨报副刊》“星期特刊”而写，不同于“写平常的小说”，所以“在这名字上面也加上了这一点花样”(19)等等。有意味的是，周作人在解说中引用了《阿Q正传》第一章末尾的话：“我所聊以自慰的，是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20)，并意味深长地指出“这话说的很是滑稽，同时对于学界的讥刺也很是深刻的”(21)。显然，周作人并不是单单点明了《阿Q正传》中鲁迅对当时学界的讥刺，更有借鲁迅小说原文来批评鲁迅研究中过度索隐倾向的意图。 实际上，不仅是周作人，侯外庐的鲁迅研究还引发了其他学者的不同看法：《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第四版便发表了周定一的《对侯外庐先生演说辞的一点意见》、王瑶的《关于鲁迅的笔名与“阿Q”人名问题》，均对侯外庐的分析提出不同看法。正如论者所言：“从当时的争论来看，学者们对侯外庐用训诂、考证的方法来研究‘鲁迅’笔名并不赞成，但对侯外庐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本身的判断还是比较肯定的。”(22)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者，侯外庐有关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的索隐，其具体结论或许并未得到学界公认，但他试图将与鲁迅有关的问题纳入到鲁迅与传统文化、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中，这却是所有鲁迅研究者都需要思考与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