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6-0087-08 有关《四世同堂》在民族国家问题上认识的复杂性，前人已颇有论说。十数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其所表现之战时生活经验和现代国民意识凝成之关系做过一些简要的分析，但当时的认识尚未能越出民族国家的视野，而对作品中另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暴力与人道、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等等——做出必要的讨论。众所周知，《四世同堂》是老舍最长的一部创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抗战小说中思想分量最重的一部。就如有学者已指出的：“以小说的主题与结构来看，老舍必然有心写作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向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如《战争与和平》等看齐。”①不过，对于他的这一追求是否得到实现，所论多有怀疑。譬如还在1981年，赵园就在整体考察老舍的创作时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产生如《战争与和平》那样足称一时代纪念碑式的艺术巨构。”②虽然直接针对的并非《四世同堂》，但也包括《四世同堂》应是无疑义的。同期的吴小美和其后的王德威论及这一小说，同样不少遗憾之辞。③ 不过，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更像是主要从艺术表现的完美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而很少涉及该作中具体与之有关的思想。赵园所说：“长于写实”的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却弃长就短，发了过多的关于‘文化’的议论。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被当作了作者的话筒。人物有时不是在演他们自己，而是在代作者立言。他们的议论，又往往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以至成为老舍小说中最沉闷累赘的部分”。④的确是很能激发人们的同感的论断。但若换一个角度看，是否“最沉闷累赘的部分”，出于不同的阅读目的人，则或亦会有不同的感受。一部小说本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读法。对一部小说之作为反映/表现之作或思辨思考之作，研究者或许也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倘若允许我们将小说也当作一种精神文本，则这样一种“同义反复”，同样可以看作一种精神“症候”，其中所反映的作者思想在某一问题上的纠结缠绕，也同样具有值得认真分析的价值。 一、和平与抵抗——作为和平之都的北平及其精神反思 《四世同堂》是一部以北平沦陷期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全景式地反映北平市民的抵抗意识的萌生和发展，自然是全书最明确的主题。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老舍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又的确是始终在一种和平主义的文化心理背景中进行的。众所周知，“北平”之称，源于战国时燕国所置之右北平郡，其后历代沿革，屡为首都，屡经废置，命名中也总都含有一种祝愿和平之意。明朝建立，易元大都名为北平府；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市，无不如此。而在老舍笔下，和平同样可以作为北平的灵魂来看待。就如前人所发现的，在《四世同堂》里，有一个“老舍寄予最多私人感情的……隐形角色，就是北平。……他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重庆或遥远异乡的美国写部小说，但是他热衷描述的却是各个季节北平的不同景象。……因为战争，北平在老舍的想象中显得生疏了，反而被赋予了一种比往昔都更加美好的文学意象”⑤。而其中最为美好的，无疑是那由宜人的天气、丰盈的物产以及种种充满人情和礼仪风俗所构成的文明气度。 《惶惑》第十四节有一段有关北平秋天的描写，堪称小说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 老舍爱北平。在北平的四季，他最爱的是秋天。其关键所在，正在这样一种和平气象。连大自然都是这样地温和无害，遑论人情有多么淳美——就像中秋时看到兔儿爷的摊子与许多水果摊儿立在一处：“人们的心中就又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的，欢喜的，拜月图来。”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小说一开始，即为日本人的入侵所打破。书中写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市民听到日本坦克车在北平街头的声音，紧接着出现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 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说不清这是瑞宣还是作者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反应。无可疑的只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抵抗，争斗”开始正式成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四世同堂》是一部国民觉醒之书、抵抗之书，也是一部精神自新之书。像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次次发生过的那样，每到中华民族的现实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们在奋起抗争的同时，也都会将对问题的反思指向自己的文化，指向自己国民人格的构成。《四世同堂》同样如此。面对异民族的“强奸”，首先是中国人的善良、平和，一下地变成了这个文化的弱点。早在《四世同堂》之前，老舍写到中国人的爱和平，已然情绪并不单一。《猫城记》中讽刺猫人“被兵们当作鼓打，还是笑嘻嘻的；天一黑便去睡觉，连半点声音也没有”，称“假如有好的领袖，他们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便有明显的批判意味。但即便如此，《四世同堂》中写到北平人的和平品性，仍然心绪繁复。在瑞宣和他人的记忆中，“祖父的教训永远是和平，忍气，吃亏，而没有勇敢，大胆，与冒险”，“祁天佑——自幼儿就腼腆，一辈子没有作过错事，永远和平，老实，要强，稳重”，瑞宣“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李四爷“永远吃苦，有时候也作奴隶。忍耐是他最高的智慧，和平是他最有用的武器”。就连住在城郊的常二爷，“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也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至于老诗人钱默吟，更是寄寓了作者无限的诗意文化想象：他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当他读陶诗，或自己想写一首诗的时节，他就常常的感到妻室儿女与破坛子烂罐子都是些障碍，累赘，而诗是在清风明月与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在那里，连最美的山川花月也不过是暂时的，粗糙的，足以限制住思想的东西”。数不清书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形容与描写，小说对北平人和平心性的描写，真可谓不厌其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