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80年代有论者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后，鲁学界就开始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当然，此一过程也遭遇到了实质性的挑战，为数不少的论者曾指出，政治性本身乃是鲁迅其人其思的内在组成部分。不难看出，主张回到“文学鲁迅”或“思想鲁迅”“哲学鲁迅”的学者所针对的“政治”，并非主张“政治鲁迅”的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前者所看到的是外在的政治权力及附属其上的意识形态对文学者鲁迅的某种有意无意的歪曲，后者注意的则是鲁迅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不能抹除的政治性色彩。所以，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就是，作为文学者的鲁迅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外在的现实政治”发生接触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既隐含了某种对知识人来讲具普遍意义的成分，也暗示了我们对鲁迅的思与行的独特性的期待。而对此问题的探索，不可能绕开鲁迅与“左联”的历史纠葛。 关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学界的研究大致有“价值导向”路径和“历史考证”路径两类，前者偏向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后者关注鲁迅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当然，试图将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也有相当数量。不过，在面对“左联”时期的鲁迅所做出的一系列“社会行动”①时，这些研究大多未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也就常常造成它们提出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具有某种模糊性：要么给人以“言不尽意”之感，要么存在“虎头蛇尾”之憾。有鉴于此，本文将借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社会学”②方法考察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以对前面提到的两种“政治”相遇的问题作一种尝试性回答。在鲁迅的“左联”经历中，受到学界较多关注且最具代表性的话题，大概是其加入“左联”的动机与后果以及“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本文亦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在完成上述考察后，本文还将从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大背景出发，对鲁迅独特的关涉政治的文学作一反思。 一、卷入政治，抑或介入政治？ 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作为杰出和深刻的作家，鲁迅在晚年不幸卷入了现实政治，这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他开始越来越关注时效性较强的杂文的写作；另一些研究者则持相反态度，他们对鲁迅的转向和“左联”时期的杂文写作持理解进而赞赏的态度③。两派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预设，即鲁迅之加入“左联”乃是某种自主的价值追求的行动，而非被动遵从外在的命令。为了更好地理解鲁迅此种与价值相关的社会行动，我们有必要提及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类型的划分。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理想型”，对韦伯来说，“理想型”概念的作用在于有效处理典型事件(而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样本)的归因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找出行动者的真实动机④。事实上，以往关于鲁迅加入“左联”动机的分析对于这四种类型都有所涉及，但基本上都并未自觉地运用理想型的方法。应该说，大多数既有研究都注意到了鲁迅有关“左联”的社会行动背后所蕴含意义的复杂性，故并不欲简单地对其行动贴上某种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型”的划分是不必要的，因为按韦伯的原意，“理想型”并不同于贴上某种标签，它是我们认识社会世界的必要手段；并且，它需要与现实进行对比以确定行动者的真实动机，并以此为基础发现关键性变量，才能真正发挥解释社会行动的作用⑤。在这个意义上，诸多涉及“左翼鲁迅”的既有研究其实是在根据材料不断修正学术传统中确立的理想型，然后直接用经过修正的理想型对鲁迅与“左联”的纠葛进行解释，这样便生产出了源自各种“不同的角度”的观点⑥。必须指出，大部分研究从客观上看都属于“历史学的理想型”范畴，专注于对动机的阐释，而对鲁迅如何在局限条件下试图落实其动机并无太细致的分析，因此，他们建立起的因果关系便显得脆弱，很难完成一种有关“客观可能性”的论证。而只有同时考虑到动机、过程与后果，才能算是妥当的解释。所以，我们需要自觉地采用带有一般性特征的“社会学的理想型”，以避免“历史学的理想型”可能带来的以动机解释一切的逻辑陷阱⑦。前面提及，鲁迅之加入“左联”可看作某种自主的价值追求行动，这符合韦伯所指出的理性行动范畴。韦伯认为，理性行动乃是行动者在主观上有意识的行动⑧。因此，要基于理论视角来理解鲁迅的选择及后果，韦伯所指出的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型中的“目的理性式”和“价值理性式”行动便值得我们注意。 不管从何种角度出发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展开研究，大概都不会反对这样一个共识：鲁迅之加入“左联”这一行动选择背后必定有着某种价值信念和主观意义的支撑。基于这样的共识，有论者认为鲁迅加入“左联”与他在观念层面的意图伦理密切相关⑨，是一种“价值理性式”行动。其实就观念层面而言，鲁迅的行动选择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基于意图伦理或价值理性，至少他并未为实现某种终极的价值目标而不顾及其行动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左联”实践之前的革命文学论战中，他就批评过左翼文学青年的意识形态狂热。丸山升在论述鲁迅的“左联”经历时曾讲，“对于鲁迅而言，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⑩。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鲁迅那里，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介入现实的政治，都隶属于一个最终的目的：“人国”的生成。在东京的文学运动流产后，由文学的“无用之用”产生出“人国”的尝试遭遇挫折，鲁迅的实践模式逐渐变成了否定性的批判和抵抗(11)，而加入“左联”可看作是他为了重新追求一种建构性而采取的行动(这种建构不是直接指向最终价值目标，而是指向“中间项”)。这并不同于自足的哲人被迫下降到城邦，而是“狂人”和“孤独者”试图成为“真的人”的尝试，这里面包含有鲁迅对政治权力的认识：他试图为政治权力奠定一种道德基础，也试图进入到带政治性的组织中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对应无处可逃的传统的“铁屋子”)寻觅到一种实践空间。对鲁迅而言，如果没有(指向价值和目的的)自由意志，那么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了。并且，此种社会行动直接指向的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中间项”。前面讲过，这些中间项是达成最终目的的手段；于是，在对鲁迅的行动选择的分析中，我们便有必要重点关注“目的理性式”行动这一理想型。在目的理性层面，行动着的个体不仅要在目的与目的、目的与手段之间进行衡量，还需考量目的与后果之间的关系(12)。应该说，目的理性概念中所内含的这几部分在鲁迅的“左联”实践中都可以找到(当然，“目的理性式”行动这一理想型工具需要与情境结合才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具解释力的论说)。鲁迅所面临的与目的理性相关的任务的复杂性促使他的行动变得高度依赖情境，即他试图通过对行动之局限条件(constraints)的主观判断而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