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5日至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北京度过了他31岁至45岁的生命历程，拥有了14年的北京生活体验。14年的北京生活体验不仅使鲁迅获得了绍兴鲁迅、南京鲁迅、日本鲁迅(仙台鲁迅、东京鲁迅)、厦门鲁迅、广州鲁迅、上海鲁迅之外的空间文化身份——北京鲁迅，而且使鲁迅创作了故乡绍兴题材之外的北京题材的小说。虽然鲁迅的北京题材小说不及他的绍兴题材小说数量多、分量重，但它们与鲁迅的故乡叙事构成了内在的思想联系和精神联系，形成互证关系。特别是，鲁迅的北京题材小说不仅透视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识者的梦想及其精神情状，反思了“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而且确立了中国现代“北漂”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然而，比较鲁迅绍兴题材的乡土小说被广为关注，鲁迅北京题材的都市小说则未被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现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对鲁迅的北京题材小说进行了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已有学者从都市空间的角度对北京鲁迅这一文化身份及其北京题材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①，但研究者大多是从文化空间中的北京鲁迅到空间文化中的北京鲁迅，而不是从文化空间中的北京鲁迅回到文学世界中的北京鲁迅。尤其，从“北漂”叙事的角度，对北京鲁迅与“北漂”叙事的经典意义鲜有人关注。基于此点，本文试图以“北漂”叙事的角度重读北京鲁迅为何与如何创作了北京题材的小说、并确立了中国现代“北漂”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 一、北京鲁迅：“北漂”小说经典叙事模式的确立者 1924年春节，时任教育部佥士的周树人休假三天。1924年2月5日，大年初一，恰逢立春。也许是由于春日复苏之气的到访，“贫病交加、情绪低沉”地居住在砖塔胡同②的鲁迅呈现出旺盛的文学创造力。1924年2月7日，即大年初三，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祝福》。一位返乡的“北漂”知识者形象，继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1921年1月创作)、《社戏》(1922年10月创作)之后继续被塑造。而且，特别富有深意的是：《祝福》中的“北漂”叙事与短篇小说《故乡》中的“故乡”叙述构成内在的精神联系并形成隐蔽的互证关系，由此传递出鲁迅对“北漂”知识者的形象塑造不仅超越了乡土故乡/现代都市的城乡对立关系，而且实现了对“北漂”知识者形象的整体性把握，即在现代之初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结构中塑造“北漂”形象。这是思想家型小说家鲁迅在小说中对现代中国社会城乡关系的深刻的理解方式和处理方式。不过，鲁迅非但不调和“北漂”知识者在城乡之间往返时的内心冲突，反而直视“北漂”知识者在北京和故乡之间漂泊时永无休止的精神苦痛。2月16日，即正月十二，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在酒楼上》。较之《故乡》《社戏》和《祝福》中的“北漂”知识者形象，鲁迅的《在酒楼上》中的“我”是一个精神心理异常矛盾、往返于北京与故乡“之间”的“北漂”知识者形象。《在酒楼上》的故事背景设定为S城，在此空间里，既承载了“北漂”知识者的漂泊困境，也接通了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之间的空间界限，同时让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形成“互证关系”。可以说，至《在酒楼上》，鲁迅已为他的北京题材小说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叙事基础。当鲁迅创作了《在酒楼上》两天后，即1924年2月18日(正月十四)，将“北漂”青年知识者放置在北京空间，创作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北漂”小说《幸福的家庭》③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1925年10月，鲁迅创作了另一篇同样具有真正意义的“北漂”小说、《幸福的家庭》的“姊妹篇”④——短篇小说《伤逝》⑤。此外，鲁迅以北京为题材的小说还包括《一件小事》(1919年)、《头发的故事》(1920年)、《端午节》(1922年)、《鸭的喜剧》(1922年)、《肥皂》(1924年)、《高老夫子》(1925年)、《弟兄》(1926年)。其中，《一件小事》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一位“北漂”知识者对一位北京车夫的敬意；《弟兄》通过“北漂”小公务员的视角，刻画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某办公室小公务员们的无聊群像，同时揭秘了被封建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弟兄之情的虚伪。应该说，这两篇小说并不属于“北漂”小说主题，也算不上“北漂”小说。而鲁迅的其他北京题材小说各有题旨，如：对伪道学的批判，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批判等，都难以被归类于“北漂”小说之列。因此，鲁迅的具有真正意义的“北漂”小说只有《幸福的家庭》和《伤逝》。 那么，何谓“北漂”小说？何谓鲁迅式“北漂”小说？这是我们解读鲁迅如何与为何确立中国现代“北漂”小说经典叙事模式的根本问题。 如果说小说“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形态”⑥，那么“北漂”小说则是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北漂”的生活总体形态。但客观地说，鲁迅虽然创作了《幸福的家庭》《伤逝》这样的具有真正意义的“北漂”小说，但并未提出过“北漂小说”的概念。然而，鲁迅的《在酒楼上》曾经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北漂”知识者的精神情状：“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不仅如此，鲁迅还在写讫于1935年3月2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提出过“侨寓文学”的概念，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⑦虽然鲁迅所提及的“侨寓文学”是指20世纪20年代“侨寓”北京的乡土作家所创作的“乡土文学”，但其与“北漂”小说存在着某种隐而不显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是从城乡互证的角度提供了“北漂”小说家的“北漂”身份。当然，“北漂”小说不仅意指“侨寓”北京的作家所创作的北京题材的故事，而且意指“侨寓”北京的作家以小说的方式来表现“北漂”的北京生存现状和北京生命体验。至此，“北漂”小说即是以塑造“北漂”形象和讲述“五四”一代青年知识者的梦想的方式来揭示“北漂”的生存状况和“北漂”的隐蔽的精神心理情状，由此呈现出“北漂”所置身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真相，进而揭示并构建隐蔽的20世纪20年代“北漂”的生活总体形态。 而鲁迅式“北漂”小说自然不必像同时代的“侨寓”北京的“北漂”作家那样或将在北京与故乡之间往返的精神心理历程作为小说的主线，或以“北漂”主人公发生在北京的情感故事和情绪状态作为小说的主线，也不必像“后来者”的“北漂”长篇小说那样正面、全景地展现“北漂”在北京的家庭、情爱、职场等多领域中经营、追求、闯荡的全部历程，而只是从“北漂”青年知识者的生活片断和心理片断所透露出来的生存现状和隐匿的精神心理情状来表现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漂”知识者的精神病症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真相。概括说来，鲁迅式“北漂”小说具有以下两点特质：在小说形式上，鲁迅式“北漂”小说未能如长篇小说或史诗那样进行巨型叙事，而宁愿如竹简、断片那样进行片断叙事；但鲁迅式“北漂”小说非但一点也没有减轻长篇小说或史诗所承载的历史容量和思想分量，反而将历史容量和思想分量内化在隐蔽的“北漂”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在小说意蕴上，鲁迅式“北漂”小说表明了鲁迅对“北漂”人物形象的塑造态度：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承载“五四”一代“北漂”青年知识者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所追寻的“五四”梦想，以及他(她)们的生存现状与精神心理情状，由此呈现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真相，进而揭示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漂”的生活总体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