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毛泽东称赞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一出自《新民主主义论》的“三家”之说，俨然已成鲁迅评价的定论，是众所皆知的文学常识。不过，以“症候式分析”著称的蓝棣之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在毛泽东发表《论鲁迅》讲演之前几个月的1937年6月，正好是俄苏作家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协纪念会上有一个简短的讲演。称赞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认为他不但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蓝棣之进而提醒我们：“毛泽东在评价鲁迅和高尔基时的区别和分寸，过去我们没有人注意过。”①另外，作为延安文艺亲历者的曾彦修后来论及鲁迅在延安的话题时说，尽管毛泽东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不过，毛从不谈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②。 蓝棣之认为毛泽东不说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是因为“在心底里，毛泽东从没有想到鲁迅是一个政治家”；③曾彦修认为原因是“鲁迅比高尔基伟大得多”，并强调说，“去掉了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还有什么鲁迅思想呢？”④他们两人的逻辑都很有意思，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既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又是一个可靠的结论。他们一方面指出政治家毛泽东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生疏和误读，另一方面又以政治家毛泽东不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作为推演“非政治化”鲁迅和“文学鲁迅”的可靠论据，以此来印证鲁迅的意义更在于“文学”和“思想”层面。这样的论述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到鲁迅”的潮流相符，也暗含着“文学鲁迅”“思想鲁迅”高于“革命鲁迅”“政治鲁迅”的论断。 值得追问的是，“中国高尔基”究竟是怎样生成的？这一说法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命题？鲁迅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称号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味？毛泽东不使用这一称号是因为他要回到文学和思想领域来评判鲁迅吗？要解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只依循毛泽东演讲的“文本”中被刻意挖掘出来的“沉默”“空白”“沟壑”，而应在广泛的“中国高尔基”语境中去考察，还应在毛泽东演讲文本的生成和流变中去探讨。 二、“中国高尔基”：左翼国际主义的政治诉求 郑伯奇(笔名何大白)的《文坛的五月》是较早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比较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8月。郑伯奇比对苏联、法国等国革命文学概况和相关论争，以此来批评鲁迅的“落伍”与“反动”。他指出，五四的一个价值在于“打破偶像”，“不料十年后的今日，不仅旧偶像不曾完全打破，反添了许多新的偶像，而且这些新偶像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活佛活菩萨了”。郑伯奇明显意指中国文坛的鲁迅崇拜，接着他以苏俄革命作家批评高尔基为例来展开论述。“如俄国的M.Gorky，当然是新兴文坛的最大先觉。但是现在当他六十诞辰的时候，新进的作家批评家，对于他是否同志这个问题，也有许多的议论。俄国一方面固然很盛大地庆祝这个老大作家的佳日，但是对于这些批判也未听见加以丝毫的非议。我们中国的这些既成作家，那个配得上A.France？那个配得上M.Gorky？然而他们自己的自负自尊，和文坛对于他们的崇拜尊敬，却是超乎我们的常识之外。”⑤既然苏俄青年对于高尔基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中国作家对于鲁迅就不能如此视之呢？郑伯奇的这篇文章，显然受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РАПП，音译“拉普”)批判高尔基的影响，并把鲁迅视为“我们的敌人”和批判的对象，这就是郑伯奇把高尔基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的目的所在，其中也隐含鲁迅可否作为“革命同路人”“革命阵营人”等诸多复杂命题。 颇有意味的是，正如联共(布)党组织的介入平息了“拉普”对高尔基的攻击一样，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等人的批判，也因为中共党组织的介入而息止。紧接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此后中共基本上形成了以鲁迅为文化界旗帜的共识。萧三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代表中国“左联”作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左联”时着重突出革命作家鲁迅、茅盾等，并把鲁迅和高尔基、巴比塞等放在一起宣传。1931年8月10日上海的《文艺新闻》登载纽约工人文化同盟会成立的消息，高尔基、鲁迅、巴比塞、辛克莱等被选入名誉主席团。⑥这都体现出中共和共产国际有意识地宣传和塑造鲁迅，展示中国左翼运动的成绩，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过，此后仍有一些游离于“左联”组织的外围青年，坚持批评鲁迅的落后，认为其不配和高尔基相提并论。例如，直到1933年11月，刘平格的《鲁迅与高尔基》叙述了一个从俄国回来的年轻人关于鲁迅落伍的评论：“鲁迅现在是落伍了，是已被人忘却了，是……什么东西!”“你们简直鲁迅崇拜狂，像顾凤城一样，他竟然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哼!”“高尔基，配么？哼!”⑦ 左翼革命阵营内部最早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非出于赞赏和肯定，而是与苏俄“拉普”激进地批判高尔基的落伍相类，后来中共党组织平息论争，在宣传口径上有意把鲁迅和高尔基并置起来，但是左翼文学界和中共都未公开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恰恰相反，这一称号最早来自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政治污名，他们在鲁迅加入“左联”后，就“诬称”鲁迅被共产党奉为“中国高尔基”。 1930年5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讽刺鲁迅的“投降”和“转变”，“鲁迅常以中国之高尔基自况，高氏在世界文坛拥有极好的地位，共产党打之不倒，乃欢迎之返国，备极崇奉，希望为其工具，鲁迅现以得共产党小子之拥戴以为高尔基之不若了，那里知道他们以彼做政治斗争之工具呢？”⑧这篇文章最早公开而又明确地提出鲁迅为“中国之高尔基”，接着就把“中国高尔基”称作文坛上的“贰臣”。这样的别有用心逃不过鲁迅的眼睛，他把1930年、1931年这两年间的杂文集刻意命名为“二心集”，并在序言中针对《文坛上的贰臣传》之论述进行了反击，把这一类的作者称为“御用文学家”。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和“男儿”同立场的作家，都在讽刺鲁迅的转变，讽刺左派由过去批鲁迅到捧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例如，有国民党背景的《新垒》杂志⑩曾刊有力士的《中国的巴比塞？》、马儿的《阿Q的时运转了》，这些文章和男儿的思路相同，一边别有用心地称呼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一边讽刺打击。另有国民党的刊物《社会新闻》，刊载署名为“白羽”的《鲁迅评传》，也是讽刺鲁迅的投降，专门一大段，标题为“窃比高翁毫无实际”。(11)可见，较早公开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不是出于赞赏和肯定，而是政治批判与打击迫害，“中国高尔基”重点落在“赤帝”“赤匪”的高尔基上，无疑是想暗示鲁迅和民族国家的“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