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古怪的文章” 1903年，尚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的青年留学生周树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刊载在《浙江潮》第五期(1903年6月15日)与第九期(1903年11月18日)上。比较“古怪”的是，对于“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①鲁迅似乎并不乐意承认，而且在三十多年以后还坦白是“故意删掉的”。尤为“古怪”的是，鲁迅的不承认，正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②。自认“古怪”而且“尤其”，的确是“古怪”之极。更奇怪的是，鲁迅一方面明确写道，《斯巴达之魂》是自己收录文集时“故意删掉”的；另一方面又说不清这篇文章的“老家”：“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如果说“故意删掉”是有意的，“年远失记”则是无意的。在这有意与无意、明确与含混、直面与躲闪之间，到底隐匿着怎样的心理、观念与思想？鲁迅多年之后不无矛盾的回忆与说辞，又隐含着一种怎样的变动与坚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鲁迅个人的犹疑其实也包含着一种时代流动、观念演变中的普遍与必然。中外学者此后围绕《斯巴达之魂》持续多年的译/作之辩，也牵涉到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翻译史的诸多问题。 一、译/作之谜：“最初”的回忆与“第一篇”之争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1903年6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鲁迅第一次提到自己的这篇“少年作”，则是在三十多年后的1934年。在这年5月6日给杨霁云的私人书信中，鲁迅首度回忆起了“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与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情”：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鈤》(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③ 从《鲁迅全集》所收录的书信来看，鲁迅给杨霁云的第一封信写于1934年4月24日，内容是谈三种青年与戴季陶的。在几天后的通信中，因为杨霁云帮助搜集整理佚文的事，面对询问，鲁迅开始谈及三十年前作为文学青年初涉文坛的隐秘往事。在此后的5月15日、7月17日两信中，又再度谈到早年文章的译/作问题： 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④ 《浙江潮》实只十期，后不复出。……威男的原名，因手头无书，已记不清楚，大约也许是Jules Verne，他是法国的科学小说家，报上作英，系错误。梁任公的《新小说》中，有《海底旅行》，作者题焦士威奴(？)，也是他。但我的译本，而且几乎是改作，不足存的。 我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查起来还有这许多，殊出自己的意外，但有些是遗落，有些当是删掉的，因为觉得并无足观。⑤ 比较同时期的三封信，鲁迅有好几处用了问号，除了《斯巴达之魂》的小说题目，还在《小说林》与“焦士威奴”后面都加了(？)。鲁迅同时又明确说，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并非名声在外的《狂人日记》，而“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这就是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的《怀旧》。“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和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比照而言的，并非鲁迅所有的文章，而专指小说。有意思的是，鲁迅对自己的“最初”仍有着清晰的记忆，但发表刊物却记错了，发表《怀旧》的刊物是1913年4月25日上海的《小说月报》，而非信中打了问号的《小说林》，看来真是“记不清楚”了。这样的提示/误导显然无法让杨霁云找到原文，以致《集外集》并未及时收入这篇文言小说。鲁迅将完全忘记名字且记错发表刊物的《怀旧》明确承认为自己的“最初”，而同样打了问号但事后证明无误的《斯巴达之魂》却被排除在外。鲁迅在信中也提到了发表《斯巴达之魂》的刊物《浙江潮》，而且连出了十期的事情也记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排在“小说”栏目的《斯巴达之魂》并不在“最初”之列。尽管被忘记了小说题目，也记错了发表刊物，《怀旧》却获得了作者“最初”的亲口承认；而明明记得小说题目与发表刊物的《斯巴达之魂》，则被挡在了门外，这到底是有意的压抑，还是无意的忘记？背后所隐藏的原因又是什么？如同连打了三个问号的书信一样，鲁迅的回忆文字模糊而又清晰，态度似乎是坦白的，也似乎有所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