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6-0043-09 晚年的鲁迅，讥讽自己躲在租界里的文章，有时候不免逃逸者语①，那效力是有限的。后来的集子取名《且介亭杂文》，也有文字游戏和自嘲的意味。考察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活动，话语方式与先前略有不同，纠葛的难点渐多。与以往的写作比，“且介亭”里的文章有时多了国故的篇什，学者之文的趣味略增，文字背后是道道历史的余影。比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涉及儒士与方士，王道的发生诸话题；《买〈小学大全〉记》则由音韵训诂旁及历史变迁，有考据与论辩的功底在；《随便翻翻》乃古书里寻出隐秘，国故的潜在性存在被一一打捞出来。这些不都是投枪与匕首，气韵不亚于某些京派文人的书卷气。彼时的左翼作家，往往就现实谈现实，鲁迅则不时带有古今之辩的味道。在“且介亭”发表的系列古代题材的小说，风格趋变，他写孔子，也涉及老庄，但对于这些先贤不乏微词，“文明批评”的意味依然很足。不过有趣的是，关于先秦诸子，他独对于墨子有另类的视角，不仅难见苛求，甚至礼赞有加。在扬墨抑孔的文字里，让人想起晚清墨学的某些风气。 1934年，他创作了小说《非攻》，故事并不出奇，墨子与其时代的关系被演绎得饶有趣味。小说后来收入《故事新编》，成了古代人物系列特别的一篇，且风格上与同时期别的作品比，“油滑”渐少，显得有些雅正。与清末民初学人对于墨子关注角度不同，鲁迅把时代语境带入叙述文字里，出发点不是解释墨学，而是由墨子反观现实，追慕一个英雄的存在。鲁迅一生对墨子的看法都不系统，杂文里折射的也仅仅是枝叶性的话题。不过这小说看得出对于墨子遗产的基本态度，内中也不乏左翼作家的一种理想，恰如高远东所说，“在墨家人物身上，找到了个人道德完整性和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内在自由和社会使命承担之间的统一点”。②翻检鲁迅的诸多小说，类似的主题极为少见。 《非攻》的情节取自《墨子·公输》，故事也引用了《战国策·宋策》《孟子·滕文公》《墨子·鲁问》《墨子·耕柱》《墨子·贵义》《墨子·备高临》《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务训》《文选·对楚王问》《新论·惜时》《吕氏春秋·贵因》《渚宫旧事》等近二十篇材料③。作者只是把史料变为感性的画面，留下的空白多多，看得出有诸多未尽之意。墨子形象，苦行、善良、幽默而含蓄，全没有名人的显赫。底层人的朴实和台阁间的智慧，都集中于一身。在战争来临之际，他以智谋说服楚王，不要攻打宋国。在言谈中，辩学的魅力四射，无论公输般还是楚王，都在其面前改变了主张。鲁迅写这些远去风尘里的人与事，自然渗透着某些自己的经验。在大变故到来的时候，象牙塔里的知识人往往充满无力之感，倒是那些脚踩在土地里的人，在改写人间的路途。墨子那个时代，贫富不均，民不聊生，他能以自己的智慧制止战乱的发生，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不能不说有一种回望中的惊奇。 民国不同于战国，但民与国，个人与团体的难题，古今间都有相似之处。小说对于宋国、楚国的感受不同，也画出世道人心的一部分。意味深长的是，墨子解决问题，并不依仗自己的追随者集团作战，这在他那里属于下策，独自与人周旋，倒显出牺牲意识。弟子中能够深解其意者不多，滑入歧途的也是有的。我们由此看到了墨家内部的复杂，但墨子却平静面对一切。他身上集结的各种精神元素，自然也有缺失的所在，但在克服难题时显示的力量，是旧式士人那里不易见到的。 老老实实地写墨子，看出作者的叙述策略。在这里，鲁迅善于使用的荒诞手段，让位于史传笔法，夸张与变形的叙述弱化了许多。在鲁迅眼里，墨子的基本史料已足以证明那精神的不俗，大可不必拔高与炫耀。小说对于史料的运用颇有选择性，凸显的是智性，忍苦精神，自身的孤独，这些恰是作者自己兼备的元素。作品的气息与传统的审美意识相去甚远，好像是一幅苦行者的慈悲之图，但这是明快的慈悲，朗健的慈悲。从作品的倾向性看来，作者有两种隐喻含在文本的深处，一是明写墨子，实讽孔子和老子，虽然孔子和老子是不在场的存在，作者却时时不忘颠覆儒家与道家的语境。二是回应墨学的某些观点。比如墨子学说何以消失？一个可贵的精神遗产不得流传的深处原因何在？这两者既是历史悬案，也是现代学人的追问。回答它，日常的思维大约不得要领。 显而易见，刻画这位古人时，鲁迅的笔墨颇多节制，内中不乏互感的目光。墨子的思想，在一些地方引来自己的共鸣，相似之处也显现出来。他曾说中国好的青年都在走探索的路，行比说更重要④。认为在抵御敌人时，不能以“气”为之，要有的是勇与谋。上海时期，在与绅士们论战的时候，常常揭露出对方的破绽，露出马脚来。这都是墨子实践过的思路，又加上了自己的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墨子是陌生的熟悉人。描绘其行迹，唤起了自己的某些记忆也是可能的。这个被淹没的历史人物，乃现实最缺少的逆俗者。我们说《非攻》有招魂的意味，也并非没有道理。 与鲁迅同代的学者对于墨子的兴趣者很多，这大概与学术转型有关。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认为墨子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⑤，但胡适过于看重墨子的哲学方法，讨论的是“应用主义”之类的话题。他与章士钊、章太炎讨论墨学的时候，还在朴学与实验主义之间，目光并不在社会实践的层面。鲁迅在回望古人留下的遗迹的时候，更重视现实改造者行动的方式。在他眼里，墨学发展的结果倘不能与现实难题发生碰撞，象牙塔的沉思则远远不够的。不妨说，相比于胡适的“述”，鲁迅更致力于“作”。“对于化为历史哲学的存在论来说，第一命题是‘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⑥”“述”与“作”，古代的儒家也曾有过思考，但墨子的精神显然更具有有效性。鲁迅觉得晚清以来具有这种品格的学人不多，但他认为章太炎早期就是能够很好处理“述”与“作”的人，可是后来京派与海派一些文人则没有这样的气象。倘细细观察鲁迅创作《非攻》前后对于各类文人的批评，当更能深解此篇小说的弦外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