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的文艺的三个方向 文艺的方向问题，是新时代的文艺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①文艺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方向问题，文艺从内容到形式、从宏观到微观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在当下，文艺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人民的文艺就是现实的文艺、时代的文艺、民族的文艺。 人民的文艺是现实的文艺。现实主义是最广泛的文艺作品形式。毛泽东曾经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②美国学者梅·所罗门在《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中指出：“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③文艺的现实品格与人民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只有投身于人民，扎根于生活，与人民荣辱与共、血肉相连，才能写出现实的文艺、人民的文艺。 人民的文艺是时代的文艺。文艺代表时代风貌，文艺引领时代风气，时代的风采、时代的精神需要记录和刻画。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走向人民、走向部队。一大批文艺作品，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歌剧”《白毛女》《赤河水》《刘胡兰》等，都在人民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在此之后，文艺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文学、电影、舞蹈、戏剧、美术、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都重新回到人民中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掀起了文艺创作的新高潮，形成了新时期文艺的“丰收期”。当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时代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时代。人民是这个时代的实践者、劳动者、工作者，讴歌时代、讴歌人民是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一是文艺需要记录时代。新农村建设的日新月异、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反腐倡廉的雷厉风行、“一带一路”的风起云涌等等大事件，无一不值得文艺工作者大书特书。二是文艺需要服务人民。文艺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首先要考虑社会效益。所以，记录时代的真善美，讲述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是当下要务。如电影《人民的名义》、电视剧《亮剑》、歌曲《爱是你我》等，群众喜闻乐见，市场备受欢迎，达到双赢。 人民的文艺是民族的文艺。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任何文艺创作都要受到民族历史生活状况的制约。例如，古希腊文化就“始终具有独特性和民族性”；西班牙文学则是一切民族文学中“最富民族性”的；歌德的每一部作品都荡漾着德国人，并且还是“歌德式的”精神；普希金更是真正的民族性的俄国诗人等。民族性成为这些作家的标签，而他们的标签也恰恰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传统文化精神，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曾经涌现出大量“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如50年代的《青春之歌》、80年代的《人到中年》、9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及影片《焦裕禄》等典型作品。这些抒写现实、融入时代、讴歌民族文艺的文艺精品，展现了人民的文艺获得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身份认同 人民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恒定主题和公共性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化全过程。从五四启蒙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到左翼文学预设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再到延安文学提出工农兵方向及其延伸至整个“十七年”期间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契合的政治文学，抑或是新时期初期重新构建的“新启蒙文学”以及新世纪初期崛起的“底层文学”，人民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中勾画出一条完整而清晰的路线图。虽然人民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共享的主题资源，但它并非是一个固态化、静止化的理论概念，而是具有多元性和流动性的话语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时代语境和社会诉求中呈现不同的面相和图景。 因此，我们在阐释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时就需要从两个维度上展开。在认识论纵向结构上，将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链条上进行同质性与差异化比较，从身份认同、阶层确认、党性归属、民族国家意识、理想社会诉求等层面分析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在理论构建、审美意识、价值立场、发展趋向等方面发生的嬗变，以此凸显人民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仅是深化和延伸的过程，更是不断变动、演化和转型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