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诗与读者之间 无论是研究者和写作者，对于新诗“百年”来的“成就”，绝大部分是肯定的。其中，最有成就感的是诗人自身，他们当中，认为当代诗人在“多个方面”已经“远超”现代诗人的不在少数。一位颇有实力与影响的诗人这样说：“1980年代后期至今三十年的当代中国诗歌，其所取得的成就，其在诗歌多个方面拓展、发现的意义，在未来诗歌史的评述中的地位将远超此前七十年的中国诗歌。……他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当下，和一个更加复杂但也更加开阔的未来，背靠一个分类精细、随取随用的传统资源库——-他们几乎不可能写出逊色于前辈的诗歌。”① 姑且认为这样的言论不乏合理之处，“成就”归“成就”，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新诗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首要问题：诗人自诩的这些所谓“成就”，一般读者并不认同，新诗有多少读者可能是个尴尬的问题(虽然所有的诗歌有多少人在关注，也是个问题)。其次是诗人各自的写作方式及作品面貌，彼此并不认同。比如写作有口语化倾向的诗人，批判有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习气的诗人，认为后者的写作缺乏某种清晰性，缺乏某种容易辨认的“生命质感”等等。对于后者来说，可能也认为前者的写作存在极大的问题：这种“模仿”现实，自信能“清楚”地呈现某种“真实”的写作方式②，真的有效吗？我们可以认为写作方式是多样化的，诗人之间不必相互认同。但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我们似乎有必要追问：双方的有效性和致命的问题到底在何处？现代汉语诗歌在今天有无写作上的共识？对于一种文类的建设，写作者缺乏必要的共识，这种建设是没有前景的。 读者对新诗不信任，认为这样的文字根本不是“诗”，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作家韩寒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年头纸挺贵，好好的散文，写在一行里不好吗？古诗的好在于它有格式，格式不是限制，就像车一定要开在指定路线的赛道里一样，才会有观众看，你撒开花了到处乱开，这不就是交通现状吗，观众自己瞎开也能开成那样，还要特地去看你瞎开？这就是为什么发展到现在诗歌越来越沦落。因为它已经不是诗，但诗人还以为自己在写诗”③。韩寒的质疑里边有一些前提值得注意：新诗“已经不是诗”，读者心目中关于“诗”有一个先在的认知(比如“格式”“体裁”)；这个认知决定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对文本是否为心目中的“诗”之判断。 当代新诗的发展并没有给韩寒这样的判断有多大反击，相反，却在“不是诗”“不像诗”的大道上一路狂飙。从20世纪末以来，“下半身写作”“梨花体”“废话诗”“羊羔体”“乌青体”等各种文学事件，给人们对新诗的认知带来极大冲击。口语诗的流行，已经是当代汉语诗坛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读者耳濡目染还是诗人的作品呈现，口语化的写作都相当普遍。 “口语”这里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与书面语相对的语言形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一般来说，普遍使用的是口语。这样的语言注重交际功能，其声音和意义具有普遍性，在表达时尽量避免歧义、多义和复杂性。而语言的“诗功能”④恰恰相反：它要求表达效果具有隐喻、象征意味，指向更深更广的意义领域。以口语为“诗”，其中语句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确实给读者对“诗意”的期待带来难题。有不少人认为口语诗差不多是“口水诗”，大白话、“废话”、缺乏“诗意”，不登大雅之堂。与此相关的是这样的认识：口语诗写作没有难度，口语诗均通俗易懂，不值得深入研究，甚至像韩寒所说，“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诗人与诗人之间 不仅是读者对新诗能否称之为“诗”产生极大怀疑，就是诗人与诗人之间也发生了分裂。最大的分裂当属20世纪末以来“下半身写作”阵营、高举口语化写作的诗人，对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的不满。 朦胧诗之后，一批后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诗人对待这个时代有着自己的修辞方式，他们强调诗歌语言对现实的隐喻性和反讽性的处理，重视意象与现实生活的曲折、复杂的对应，力求使诗歌产生更丰富的歧义、多义或隐喻与转喻意味。对于诗而言，应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修辞方式和美学趣味。不过，缺乏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那一代人浓重的历史意识、政治意识和命运感的“70后”，他们当中有对这种让“感觉”往往“不在现场”的修辞方式和审美形式，极为不爽：“只有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同样，只有找不着身体的人才去抒情……”“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⑤在完成于2000年6月的《下半身写作》的“宣言”中，沈浩波反复提到“肉体”和“在场”这些词，表达了一代人对于现存文化观念和审美形式对身体感性的压抑。其主张虽然偏激，语言也显得极为粗俗，但这一话语的题旨还是值得人们重视。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在其论述了“文化革命”、艺术的政治潜能等问题的《阻碍革命和反抗》一书说，人们而为了打碎这种“压抑着人们头脑和肉体的现存语言与意象”，为了“彻底的不妥协，与新的历史性革命目标的交往，需要同样不妥协的语言……这种崭新的语言，如果要成为政治的，那么，它是不可能被‘发明’出来的，它必将依赖对传统材料的颠倒使用……这另一种语言，主要存在于处于社会对立的两极的两个领域：(1)在艺术中；(2)在民间传统中(黑人语言、黑话、俚语)”。“在艺术中”，意味着“回到一种‘直接的’艺术。……‘直接的’艺术所要找寻的艺术形式……就是对感性的文化的寻求”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