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天人相应思维和儒家格物之学，加上宋元以降文人“雅玩”传统，形塑出中国文学数千年写物的风习。从《诗经》《楚辞》到《子虚》《上林》《两都》，再到《山海经》《博物志》《西京杂记》《洛阳伽蓝记》及明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镜花缘》等，中国文学名物叙写经典不断。所谓“名物”，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事物及其名称”①。《周礼·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中的“名物”，则有“物的名称及形状”的意思②。就小说而论，叙写名物本不可免，凡小说必写物，凡物必有名。只是，对一个本就重视物，且有“名学”“名理”“名教”传统的国家的文学而言，为物赋名则更具特别意涵。名物对中国文学之重要，甚至催生出训诂、音韵、名物学之类的学问，“古之名物制度不与今同也，古之语不与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尽知也”③，遂有《尔雅》这般“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的专书④。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因启蒙和社会革命的观念使然，文学渐渐聚焦于人和社会问题，离写物之道越来越远。直至进入新世纪，随着作家们视点向古代经籍后退和向地方生活经验下移，名物渐次返回文学中，特别是不少作家突入地方志中，择取一地之山川、地名、职官、物产、风俗、古迹、文献、仙释、水利、兵防、艺文等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名物描写更见丰赡和繁复。 当下作家写物的风气触发我们思考诸多问题，如：通过写物，当代作家如何重构中国小说的诗学理想？如何打通与小说古典传统的联系？物将在何等程度上再塑我们的“小说”观念？作家如何更好地去处理物与时代、物与观念、物与人的诗学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中国小说理论、小说史的层面去加以认真思考。有鉴于此，这里将以王安忆的《天香》和《考工记》为范例，略加探讨。 一、“物”与“观”：小说的时代风习 人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观”建立起来的。《天香》和《考工记》中，王安忆的“观”是通过物完成的。两部小说的题材、主题、人物和所反映的时代相别甚远，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叙事风格却非常切近，就是以物作为小说的机杼。《天香》以晚明时期的上海园林(“天香园”)和绣品(“天香园绣”)为骨架，结撰江南士绅人家的家道与人事。《考工记》则以老楼(“煮书亭”)为焦点，在世代的交替中，聚焦一座楼和一个人的命运。写作方法上，《天香》以时间为经，在物的荣衰与更迭中映照晚明百年申家六代人的命运。《考工记》则以物为聚焦点，在世代更迭中，去观照一个人的命运。 作为以物为运思的小说，《天香》和《考工记》呈献给读者的是富有视觉性的物，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观物的过程。《天香》中，作家所写之物主要集中在园、景、绣、书画笔墨等方面。园，有申家的万竹村、天香园和彭家的愉园等；绣，有天香园绣、武陵绣史、沧州仙史；景，则有各种花木、水石、禽鱼等；至于书画笔墨，更是难计其数，单是写墨，就有徐家古墨、歙墨、柯海墨等。《天香》所写之物是发散式的，多有参详地方志和其他典籍的地方。好几处写地方士绅富户捐桥、疏浚河道，细节与《同治上海县志》所载洪武六年“发松江嘉兴民夫两万，开胡家港”，“建文四年疏吴淞江”，永乐元年“引吴松江以入刘家河，复濬范家浜接大黄浦，以径达海”很有契合⑤。其间穿插写到的人物与事件，如张士诚割据吴地，归有光开堂讲学，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交游，东林党人政治活动等，都有信史为证。写杭州地名、掌故、风物、民俗，亦多有化用《杭州府志》之处。而《考工记》观物的方法是内敛的、静态的，就是一座老宅，所观之物全在里面。富贵人家的雕梁画栋、八仙过海、梅花雕刻、红木几椅，书香门第的狼毫湖笔、方砚、宣纸、折扇、卷轴、线装书、瓷瓶等，都是旧时风景。外面的热闹喧腾不过是时势与世道，小说演绎的，就是天地江河的壮阔中一座老宅和一个人的命运。 王安忆的“观物”不单是写出物的形体，更是一种“物观”，即以物观时、以物观世、以物观人，通过写物去呈现某个特定时代的生活风习和社会状况。《天香》的第一卷名曰“造园”，写嘉靖年间上海士绅、官宦造园的风气： 中了进士，出去做官，或者本来在外面做官，如今卸任回家，都要兴土木造园子。近二百年里，苏松一带，大大小小的园子，无以计数。⑥ 小说精雕细琢申家的天香园和彭家的愉园，透视的是彼时上海士绅阶层的社会生活、政治态度与审美风尚。申家的天香园，透着“雅”和“精”。为请白木匠造园子，儒世和明世专程去了白鹤村。那个白鹤村“绵延于芦花之间，古时栖息过白鹤，于是，水叫白鹤江，村叫白鹤村”⑦。天香园本想取意于“菊”或“梅”，但是因为略显寒素，而最终应在了桃花的“沁芳”上，以“天香”为名。园子的景致不在雕梁画栋和朱红雀绿，而在别致清雅，高古自成一格。而彭家的愉园，求的则是“奇”和“巧”。园子以石为主旨，有几具奇石：“玉玲珑”，七十二孔，孔孔泉流，石底燃烟；“三生石”，色随四时而变，如同还魂；“含情”，梅雨时分，泪如雨下。园子瑰丽繁复，气势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