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得到章炳麟弟子钱玄同的“强佐”，才能“声气腾跃”(390)。王丰园也强调“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来，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66)。这些评述甚有道理。钱玄同作为章太炎的嫡传学生，既借助了其师的名气，又转化了他的文学语言观，以促进新文学的发展。章太炎于1906年7月抵达日本东京。钱玄同则在1906年9月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进校上课”(杨天石主编58)，同年10月21日他第一次与章氏见面，而后“极端地崇拜”其师，“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卷二113)。章太炎对钱玄同的影响颇深，启发了后者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目前学界大多关注章太炎与五四思想革命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则以钱玄同为例，展示章太炎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潜在关联。 一、“五四”新文学的着力点与对手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鲜血洗净旧污”(《陈独秀文集》卷一202)的激进，对传统文学进行了近乎全面的否定。这种处理方式看似激烈，却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文学浓缩为一个整体，让人找不到实际的着力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缺乏具体的对手，甚至“暧昧”地认为传统文学中“用典之工者”有“其妙处”(《胡适文集》卷二11)。这令钱玄同不满，直言“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钱玄同文集》卷一4)。胡适接受了钱氏的意见，称赞“用白话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胡适文集》卷一113)。钱、胡二人的默契，确立了以彻底的“不用典”说作为新文学攻击旧文学的突破口。钱玄同对这种策略的选择，源自章太炎文学观的启发。 钱玄同对章太炎文学观的接受，可溯源于1906年他留学日本之际。章太炎关于文学的论述皆围绕1902年的《文学说例》展开，而后在1906年他于东京国学讲习会作了一场名为《论文学》的演讲，同年依据《论文学》增订成《文学论略》，后将此修改收入《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其间，正是章太炎与钱玄同认识、熟知之时。章太炎主张“文皆质实，而远浮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3)，在致钱玄同的信中也反复提及。章太炎于1910年10月3日致信钱玄同，在信中，他不满于桐城文风，讽刺林纾辈是“托名古文辞者”(马勇编116)，又在1910年10月20日的信中讥讽林纾等为“文辞之坏”的“罪魁”，提出“议论欲直如其言，记叙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以及“文章最要老实，所谓修辞，立诚也”(118)。钱玄同深受其熏陶，在五四时建构“不用典”论之际，对此多有借用、转化。 (一)雅俗层面。五四时钱玄同观察到，一些与现代生活无关的典故仍然流行，“头发已经剪短了，还说‘束发受书’；晚上点的是lamp，还说‘挑灯夜读’；女人不缠脚了，还说‘莲步珊珊’”(《钱玄同文集》卷二20)，而这种滥用典故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与公文写作中更为严重，比如“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钱玄同文集》卷一18)。为此，钱玄同引用章太炎原话批判道：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4-5) 钱玄同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不论文学之文，还是应用之文皆需老老实实地叙事说理，让人容易理解，便是“上乘”(“雅”)；而使用一些滥恶浮夸之词表现事理，使人不明真意，就是“下乘”(“不雅”)。此处引用的原话与论证思路均来自章太炎的《论文学》： 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人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5-46) 《论文学》是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习会所使用的讲稿，钱玄同当时参加了国学讲习会的大班与小班课程，①应熟悉此文。章太炎在《论文学》中确立了“雅”的两大标准：一是“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的“轨则”，也即是要先以文字训诂，而后才可遣词造句，否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5)；二是“便俗致用”，强调“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人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46)，即只要跟上时代，俗便是雅，作家写作时不可矫揉造作，避免“呼吸不通于今”的语言表达，视人为雕饰的浮夸空洞之辞为“不雅”。可是，章太炎关于雅俗的论述，“从理论上似乎还能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上，根据他的要求，其结果往往形成艰深古奥的文风，令人读不断，看不懂。这同他所提的‘雅’的另一标准，所谓‘便俗致用’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任访秋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