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五四时期有重大影响的综合性报纸副刊，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社会知识分子是该刊的主笔人群。作为《京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作人曾以周作人、岂明、疑今、星命等为笔名在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已被编入《周作人散文全集》与《周作人集外文》等文集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已被搜罗殆尽，《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就是一颗遗珠。兹录全文，以作考释： 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 十二日下午在家无事，正喝白干，忽然仆人拿进一个白洋纸大信封来，左边朱字一行曰教育部，打开来看，其文云： 八月十三日星期四午后四时茶点候教 章士钊谨订 在本部西花厅 这可吓了我一跳。我未曾留英，与秋桐总长无一面之缘，又不曾在乙丑的《甲寅》上投过信，万无请我吃茶点之理：那么他来找我干什么的呢？不知此事吉凶如何，心中委实忐忑不决：去呢，不去呢？但是，在这几天，提起秋桐总长便令人想起那为势僵然的女师大，于是我也就想到女师大，而福至心灵，竟能把这个疑难问题解决了。原来我有一个亲戚在女师大预科读书，她是极胆小安分的，虽然未登过论前广告，却也从不与闻驱杨的运动，可是天下事有出于意表之外者，自八月一日杨荫榆女士率领保安队，流氓，打手以及大学教授百余人武装回校之后，她忽然改变态度，主张坚持到底，无论如何一定不肯出校。她是我所保证的，现在蒙总长传见，大约是为这件事，要叫我去揪她出来罢？这一定是的。但是我怎么能照办呢？也罢，且去看一看情形再说。心里虽是不愿意，兼且害怕，却是没有法子，只好垂头丧气地去了。 当日我走进西花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坐着二三十位家长保证人，有几个官儿陪着，我却一个都不认得；只有两个人都是姓陈，都是大官的样子，都是方面大耳，不过一位说话异常清楚，一位说话异常不清楚，一位头顶光泽，一位面颊腴硕，很是不同。等了一会，听差们呼“总长来了!”门帘起处，仿佛有一个穿乙种礼服的人簌簌地走进屋子里，我的座位可惜偏在西边，我想瞻仰总长的风采却为大花瓶遮住不能窥见，只有右边的坐在主位的那面颊腴硕的官儿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最初是总长说话了，他是召集家长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甲君发言，说他只一个人在京，他的妹子无处寄住，只能留校，总长说，“主要把令妹交给我，包给你办的好好的。”乙君谓女师大事件不纯是教育的乃是政治的问题，政局闹得如此之糟，官吏军人肆意胡为，青年怎能不受影响，章先生要整顿学风，对于此点应特别注意。丙君问教部只说停办，究竟此后有何办法？总长的回答都忘记了，仿佛是说先听大家的意见再讲办法。丁君叙述杨女士带兵回校时殴打女生情形，责备教部处置之不当，此时丙君起立告别，云有要事须回家去，总长拉住不放，并问所保学生年岁几何，答说二十左右，总长乃大加申斥，谓学生尚未成年，应受汝训导，今汝反听从学生意见，实无为保证人之资格。丁君继续提出三项办法，请总长任择其一，即(1)立时恢复女师大，(2)听校务维持会主持，由社会代国家办学，(3)不能实行此两项，请总长自己辞职。戊君谓教部停办女师大呈文污蔑学生人格，应由教育部总长负责，要求立即恢复学校，并正式取消呈文，声明污蔑。己君反对停办，谓女师大风潮实系教部所激成，且即使停办，亦当从东南大学停起，今因东大勾引军阀，不敢奈何，独对于女子加强压迫，殊为不当；次赞成戊君之说，说明云云实系连及贞操问题，教长对于此项暴言不能不负责任。言至此，总长忽举手制止，己君谓今日既然请我们发表意见，为何不令发言，总长答云，事涉题外，己君争云，系讨论停办事件，何谓题外。总长又云，呈文系说一般学生，不限于女生，己君举手中黄皮书云，呈文明系专指女师大学生，此处有《甲寅》可证。此时有部员二人至丁君处迫令退席，谓虽系家长，并未发帖，不应参会，众乃大哗，谓吾侪正式被邀来此讨论女师大问题，今忽下逐客令，是何道理。庚君对总长直斥其无理无耻，并云，“现在被招来此，不得不稍客气，若在别的时候，我早打你了。”众正拟退席，面颊腴硕之陈君有所陈说，我没有听清，只见他张合其嘴，嗡嗡有声，以意度之当是劝大家稍安勿躁。辛君最后致词，谓总长既下令逐客，吾辈何可再留，唯某系和平的人，有一和平的主张不姑且一说。据辛君之意见女师大决无停办之理，因总长(当是大家都称他为章先生，今因行文之便改称总长，上文准此)反对白话，热心复古，故特引孔子之言为证，即“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节，至于实行方法，即迅速恢复女师大，派新校长接办是也。唯此项校长人选亦应注意，须选择有学问德望者，决不能以什么“阿猫阿狗张三李四”随便充任；在总长面前说出这种粗俗字面来，实殊失检，幸祈原宥。言毕，大家面后退出，嗣见尚有二三人留下不走，因复引返，声明今日如有少数家长与总长单独有所接洽，大家不能承认。后来知此系误会，因留下者原系兼为家长保证人之部员，并非外来的人。出西花厅时有人且走且骂，或曰“这……脸皮厚极了”，听差们站在厅外恭听骂声，心里一定觉得很是诧异，总长发了请帖招这许多人来闹了一通，还骂着出去，不知是什么意思，虽说是各人嗜好不同，但这请人来骂的嗜好似乎总太特奇了。这件事发生后的次日，各日报上都有记事，虽大致不错，却欠详细，所以特将亲眼亲闻的经过记录下来，以补各新闻之不足，唯因我不知道这些发言人的姓名，故以天干代之，合并声明。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谨记。 认定该文为周作人所作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笔名使用习惯上看，《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的署名“新铭”，与同时期在《京报副刊》上使用的“星命”、“信明”、“辛民”等笔名为同音异字。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的署名方式大都使用同音异字的策略。他曾在《余名“疑今”》一文中与钱玄同谈及自己新拟的笔名“疑今”：“余名‘疑今’，先生或未之前闻，盖余日来所新拟者也，余亦颇爱此名，惟有略异于先生者，即当常用汉字，或改书作‘夷阱’亦无不可，但拟不用大秦文字，因如依威妥玛式书之当作‘Yiching’，殊有与‘易经’淆混之嫌，又或将疑为‘仪青’及‘仪清’。后者大似记念前朝之名，前者则在此刻号作‘某青’总欠雅观，更无论其双声而又叠韵矣!此皆不可也。用注音字母亦未适宜，理由同上。”①周作人的笔名“疑今”是受钱玄同的“疑古”笔名启发得来，他在与钱玄同的讨论中大致透露了自己未来在“疑今”笔名上的变化规则：“当常用汉字，或改书作‘夷阱’亦无不可”。即同音异字的署名策略。此后，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采用“疑今”的同音异字笔名，“已惊”、“怡京”、“乙径”、“衣锦”、“夷今”、“易金”、“易襟”、“易金”、“夷斤”等20余个笔名都是在“疑今”笔名的基础上变化而来，这些笔名大都使用一次就弃用，后继改换其他同音异字笔名。无独有偶，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使用的“星命”、“信明”、“辛民”等笔名也属于同音异字笔名，“新铭”就属于这一系列笔名。从发表时间上来看，在这一组同音异字笔名中，“新铭”现于1925年8月17日第241号，“星命”紧随其后、现于1925年第242号，“新铭”的出现时间最早、且只出现过一次。因此，“星命”等笔名应是在“新铭”笔名的基础上变化而来。 更为关键的笔名证据是，周作人曾在《与友人论章杨书》一文中暗示过自己后续即将使用“新铭”笔名。在该文文末，周作人写道：“我以前用了种种同音异字的别号发表文章，现在总结地取消，这回改用真姓名，日后再换新名，请你自己猜罢。”②在与张申府的报刊书信往来中，周作人对自己先前使用的“疑今”系列笔名做了总结——“现在总结地取消”，并明确告知张申府自己“日后再换新名”。《与友人论章杨书》成文时间是1925年8月10日，发表在1925年8月12日《京报副刊》。而以“新铭”为笔名发表的《教育部家长会议亲闻记》成文于1925年8月14日，发表在1925年8月17日《京报副刊》。明确时间线索后，此时再回头看周作人对张申府所说的“日后再换新名，请你自己猜罢”，便不难得知，周作人其实已经间接地向张申府告知了他即将启用的新笔名。“日后再换新名”应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此后会使用新的笔名，二是此后会换用“新名”系同音异字的笔名。当张申府看到《京报副刊》上署名为“新铭”、“星命”、“信明”、“辛民”的文章时，他便不难猜到这些文章均是出自周作人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