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6年10月19日至今，海内外人士丰富、繁杂的鲁迅纪念话语与实践，已建构起一部绵长丰赡的鲁迅纪念史，而萧红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无疑是其中一部无法回避的经典作品。有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现代怀人散文这个百草园中的“花中魁首”①。与此同时，在萧红其人其文的研究中，该文也历来是关注的重点之一。诸多散文名作选本、萧红散文选集或全集、萧红代表作选集中，该文屡屡出现；多部《萧红传》中，“回忆鲁迅先生”被作为一节甚至一章的标题，这些都是其重要性的证明。然而细究起来，学界对该文的深度研究其实并未有效展开。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界一般认为该文系作家此前所发文章的汇编，但具体整合了哪些文章，整合完成于何时，则并无系统、深入的考辨；二是不少论者认为该文中各则的顺序颇为随意，颠倒排列毫无问题，增加或删减各则之间的间隔行及间隔标志也并无不妥。由此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承认该文的经典地位却对其产生过程不甚了了，承认该文的美文特质却对其内部肌理认识不足。这无疑影响了学界对《回忆鲁迅先生》的认知，影响到该文经典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初次问世于1940年7月妇女生活社出版的同名书籍，由49则长短不一的文字构成，每两则之间均空一行，并加有符号以示区隔②。在该书面世前，萧红仅在1940年6月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中收录了《鲁迅先生记(一)》③和《鲁迅先生记(二)》④。不少读者因此获得这样的印象：鲁迅逝世后的近四年里，萧红的纪念文章就这三篇而已。其实，随着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的出版，萧红更为丰富的鲁迅纪念文献浮出水面：除了常见的上述三篇散文，还有此前较少为人注意的散文《逝者已矣!》《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诗歌《拜墓》，戏剧《民族魂鲁迅》，以及萧红致萧军、许广平、华岗的涉及鲁迅的多封书信。这些文本、相关注释加上编者精心整理的《萧红年谱》《萧红创作年表》中的相应条目，为我们更全面地梳理、考辨萧红撰文纪念鲁迅的情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步阅读并梳理这些文献后可以发现，1939年是萧红纪念鲁迅最为重要的一年，其巅峰之作就是该年完成、次年问世的《回忆鲁迅先生》。考察该文的具体生成过程，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萧红纪念鲁迅的有关问题。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回忆鲁迅先生》中的部分文字曾在报刊先期发表，因此，不少人认为该文仅是相关文章的合编。在《萧红年谱》1939年条目下，与该文相关的第一条信息为：“9月22日，整理完成《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应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引者注)，后载《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此后，发表多篇回忆鲁迅的文字。”⑤而第二条则是：“10月下旬，将整理好的有关回忆鲁迅的文字结集为一本小册子，取名《回忆鲁迅先生》。”⑥在《萧红年谱》1940年条目下，又有“7月，《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初版”⑦的说法。在这样的表述中，《回忆鲁迅先生》似乎是以1939年9月22日完成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为基础，并包含了该月至次月下旬前发表的“多篇回忆鲁迅的文字”。查阅《萧红全集·散文卷》可知，与《回忆鲁迅先生》密切相关的文本，除已提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外，只有《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等两篇。然而遗憾的是，对读这三篇散文与《回忆鲁迅先生》后可以发现，后者中的很多文字并未在前者中出现。那么，《回忆鲁迅先生》的整合到底依赖哪些文章？“多篇回忆鲁迅的文字”中的“多篇”到底是实指还是含混其词？ 《萧红全集·散文卷》在收录前述三篇文章时，都以注释的形式说明其创作、首刊及再刊情况，《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中的《萧红创作年表》亦有相关说明。据原刊对这三篇文章进行校读后可以发现，散文卷收录的《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与初刊本仅有少数字词、标点的差异，不会影响到文本意义，可不予细究，但《鲁迅先生生活散记》《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这两篇文章则问题多多，应逐一加以分析。 关于《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刊载情况，《萧红全集·散文卷》收录该文时的注释仅提及“首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中苏文化》(重庆)第四卷第三期”⑧，《萧红创作年表》还提及该文“再刊于1939年10月14日至28日《星州日报·晨星》(新加坡)。再刊于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武汉)第四卷第二期”⑨。显然，在年表的整理者眼里，在这三地发表的是同一篇文章。然而，笔者以此为线索去查阅原刊时，却发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中苏文化》《文艺阵地》上的确都有题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文章，但存在诸多不同。从标题来看，《文艺阵地》上的文章无副标题，《中苏文化》上的文章则有副标题“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并非《萧红全集·散文卷》所言的“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亦非《萧红年谱》所说的“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从篇幅来看，《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共七则，《中苏文化》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共23则，差异甚大；从内容来看，两文中完全相同的文字仅有一则，部分相同的仅有一则。因此，这两篇文章不能混为一谈。遗憾的是，《萧红全集·散文卷》所录《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是《文艺阵地》上的七则，但注释却注明刊发在《中苏文化》上，并不准确。 第二，《萧红全集·散文卷》所收《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注释说：“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其实，该文正文内容最初发表于《文艺阵地》时并未标注写作时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现在《中苏文化》上的同名文章之末，因而将1939年9月22日视为《文艺阵地》所载《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创作时间欠妥。另外，《中苏文化》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一万多字，根据其篇幅之长和萧红此时身体之弱，她不可能于一天内写完，因而当天更可能是其整理完成或创作完成的时间。 第三，《萧红创作年表》中说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再刊于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武汉)第四卷第二期”，除所言题目不确外，《文艺阵地》的卷期信息亦有误：不是第4卷第2期，应为第4卷第1期。该文与景宋(即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娱乐(回忆)》、穆木天《秋风里的悲愤(诗)》、关露《鲁迅的故事(诗)》、巴人《怎样对坏人斗争(短评)》等一起组成了“鲁迅纪念特辑”。其中，萧红和景宋的文稿被明确标为“回忆”，景宋之文的标题字体还被特意加大、加粗，显示出编者特别重视许广平和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