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问学求实录——庆贺严家炎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方锡德、高远东、李今、解志熙编)，书首载有严先生的照片、书影多幅和《严家炎教授学术纪事》一文，主体部分则是先后受教于严先生的23位研究生的23篇论文。我虽也多有请教，但不算严先生的正式学生，故没有入列。不过，2002年我主持的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印“学术叙录丛刊”，第一种就是《严家炎教授学术叙录》(解志熙编)，故我对作为学者的严先生多有了解。 从1980年代中期参加“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课题组起，我得到严先生很多指导与支持——包括放手让我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邀我参加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等；但严先生做事谨严，不爱说话，也不轻易流露感情。只有两次例外：一是2009年9月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时，突感身体不适，那时我正在港中大教书，赶紧将他和夫人卢晓蓉请到我宿舍休息。歇过来后，严先生开始“语重心长”地聊天，暗示我有关方面征求他意见，将委我以重任。因对行政工作没有能力及兴趣，我不想进一步打听。另一次是去年10月一起搭乘高铁到苏州参加“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路上聊得挺开心，下车时严先生突然冒出一句：“这是最后一次到外地参加学术活动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想起，严先生已经86岁了，难怪步履有点蹒跚，发言也不如以前严谨。回家后，重新翻阅严先生的若干著作，感叹他从“春华”一直走到“秋实”，着实不容易。 一、从《创业史》到金庸小说 1933年生于上海的严家炎先生，1956-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因工作需要提前留校任教。1984-1989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1984-1997年任第二、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9年至2002年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同时代学者中，严先生的经历不算坎坷，无论政治还是学术，路都走得比较顺，也得到了相应的职位与荣誉。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一般公推王瑶、唐弢、李何林，第二代学者中，严家炎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除了曾与唐弢合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有就是1978年便开始与王瑶先生合作招收硕士生，再加上1980年代初出版论文集《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同代人中明显早走了半步。称其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过分。 《求实集》开卷头三篇——《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乃作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二三，写于1979-1982年间，是这个学科拨乱反正期间的重要文献。可相对来说，还是《知春集》更值得重视：收文21篇，大部分写于“文革”前，最值得推荐的是关于《创业史》的四文，尤其是初刊《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此文日后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两套文献丛书和《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 因出身农村，参加过土改，对农村生活及农民心理比较熟悉，“对柳青同志刻画梁三老汉形象的出色成就尤其钦佩”，初出茅庐的严家炎，此文写得颇有气势，也得到柳青本人的赞许，以为“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符合他的创作意图”①。中国作协书记邵荃麟曾表彰严家炎此文，故1964-1965年文艺界批判邵荃麟“写中间人物论”时略有波及，好在邵先生“没有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而是自己勇敢地掮住闸门，放年轻人过去”②。严家炎还有一篇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初刊《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柳青读后很不高兴，在《延河》杂志撰文反驳。二十年后，有人重提此事，认定严文乃“敌意的毁损”，严家炎不得不奋起辩驳：“《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是我年轻气盛时的产物，当然并非没有偏颇、缺点，但究竟是否对柳青同志及其作品作了‘敌意的毁损’呢？文章尚在，自有公断。柳青同志后来曾对我解释说：他之所以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是由于怀疑我背后有大人物想搞他，否则他不会写这篇文章。”③青年严家炎所撰关于《创业史》四文，很能显示其认真阅读、缜密思考以及锐意创新。这种批评风格，在同时代青年学者中，并不多见。 并非倚马立就之才，严家炎“写文章很少一气呵成，更做不到涉笔成趣”，但历来做事认真、阅读仔细，比如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曾撰写多篇关于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论文，为此，“在一位明清史专家的指点下，我先后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连崇祯逐年撤换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的有关情况，都一一作了查阅考核”④。可惜的是，虽下了很大功夫，严家炎关于《李自成》的系列文章，不被学界看好，其影响远不及论柳青、说金庸。 作为评论家的严家炎，三十岁前论柳青，因牵涉1960年代文艺思潮而被再三提及；六十岁后说金庸，更是在中国文坛及学界掀起轩然大波。1994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严家炎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坚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