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闲情赋》并非渲染情色，而是寄寓了他的人生理想，其内容与蕴涵极为丰富。但古代对他的解读，苏轼之前主要是偏重于该赋的情色成分，苏轼之后，读者才探寻其背后隐含的理想意蕴，其经典化历程值得深入梳理。经典作品的意义整体不是某一个或者某一代读者所能够完成的，而是在众多读者和历代读者的阅读阐释中不断显现其意义的侧面。对这些侧面进行比勘、取舍、整合是当代读者对经典作品进行理性阐释的学术前提。《闲情赋》在同类作品中最为经典，历代备受关注，歧解纷出，学人虽有关注①，但在资料使用上基本局限于《陶渊明资料汇编》，迄今没有系统深细的梳理，这使得针对它的当代阐释缺少足够丰厚的学术积累，谈者难免凿空之论，因此，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就其阐释接受史作一勾勒仍然是很有必要和兴味的文学史话题。 一、萧统的“卒无讽谏”论 姚斯在阐发他的接受理论时提出了“第一读者”的概念，所谓第一读者并非望文生义的第一个阅读作品的读者，而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②；“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③。 陶渊明《闲情赋》的第一读者无疑是他去世百年之后的萧统。萧统之前，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阅读和阐释《闲情赋》的哪怕一条言论，其《陶渊明集序》在高度评价了陶潜文如其人之后，笔锋一转，很遗憾地接着说：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④ 那么，深爱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文的萧统为什么否定《闲情赋》呢？ 首先，这与萧统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者分不开。据日本近代学者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其所见旧抄本《陶渊明集》所附《陶渊明集序》末记云：“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⑤。梁大通元年丁未年为公元527年，离陶渊明去世的427年恰好100周年。这一年萧统27岁，至六月离他母亲丁贵嫔去世才7个月。萧统性至孝，母亲病重时“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哀伤过度，至于“水浆不入口”，在梁武帝再三严责下才勉强“日进麦粥一升”，“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⑥。曹道衡先生据此分析，这不但是出于仁孝本性，同时也是符合儒家礼制要求的行为。“这其实也是在履行《礼记·丧大记》中‘君之丧，子、大夫、公子、众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众士食粥’的规定。”⑦萧统虽然也追随父亲敬奉佛教，但从其仁孝之性来看，他更倾向于遵循儒家思想和规范。他“对各种享受都无多大爱好”⑧，《梁书》本传说他“出官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⑨，倒是更加欣赏丝竹女乐之外的山水清音。总之，萧统是一位淡泊诚恳且认真履行儒家规范的读者，对于与儒家伦理道德相违背的言行举止保持一种戒备和批评的态度。这也就难怪他批评艳情过分的《闲情赋》为陶渊明诗文中的“白璧微瑕”了。 其次，萧统否定陶渊明《闲情赋》与该赋移人神恋为凡人男女恋有关。深有意味的是，萧统虽然借助扬雄批评汉大赋“劝百讽一”的言论批评《闲情赋》“卒无讽谏”，但他主编的《文选》中却赫然选录了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也选录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这些大赋显然都是“劝百讽一”之作，结尾虽然有所讽谏，但与赋文的主体相比仍然难免是“百分之一”。看来，萧统对待情爱的态度要比对待驰骋田猎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即使《闲情赋》“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因为主体情感表现过于热烈浓艳而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文选》中还有“情”赋一类，堂堂皇皇地把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的《洛神赋》选录其中，且宋玉三赋不乏男女之情的暗示笔墨，那么萧统何故唯独对陶渊明的《闲情赋》严格要求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如果从情赋的内容和铺陈倾向来看，《文选》所选《高唐赋》等四赋有三赋是写人神恋情，不是凡人之爱，本有特殊的文化传统，易于为人所接受；剩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虽是写男女之情，但通篇在表白不好色，并不具有直接的诱发和冲击力。所以它们的内容和男女之情的抒发并不销熔人的理性，此其一。其二，单纯涉及男女热恋之情的类似作品都遭遇了《闲情赋》一样的落选之运。如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静情赋》、陈琳《止欲赋》、阮瑀《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和应玚《正情赋》等没有一篇入选《文选》，其中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还是陶渊明《闲情赋序》中特别提到的两种，它们共同特点就是“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作者本人认为“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而萧统偏偏并不认同，这与该类赋作直接渲染人间男女热恋心理是分不开的。 再次，萧统太景仰陶渊明了，至于“望陶以圣贤”⑩，他不希望圣贤身上有不符合圣贤的“好色”言行，所以难免对陶提出苛刻的期望。此从萧统撰《陶渊明集序》通篇赞誉之词，从萧撰《陶渊明传》不提沈约《宋书·陶潜传》所记“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等可见一斑，此不赘论。 萧统对陶渊明《闲情赋》的严厉批评态度为其后世接受提供了富有阐释张力的道德评价和审美观照的基础和参照。萧统虽然在《文选》中黜落了《闲情赋》，却在他编的八卷本《陶渊明集》中保留了它，这为后世读者的接受提供了宝贵的文本依据，如果联系唐初《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丝毫没有引录该赋的事实，其贡献更应该值得表扬。 二、唐宋读者的喜爱与苏轼的“好色不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