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章编号]1003-8418(2020)12-0001-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20.12.001 近二十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上升，一是带来了人们对大学教育质量的更大担心，二是家长们希望子女上“好大学”的社会需求越发强烈，再加上继“211工程”“985工程”后“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实施让许多人沉浸于斯的“一流”情结，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得大学评价问题越发受到多方面的强烈关注，因而对大学的评价活动也趁势而兴。除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这样那样的教学质量评估以及学科评估外，出现了不少介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间的“第三方”即某些社会团体自发进行的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办学实力或办学业绩的排名评价。这使大学评价呈现出评价主体多元化和评价视角多样化的趋势，但也使许多大学办学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不知道哪天一觉醒来，刚刚发布的某个大学排名评价结果是给了你一点惊喜，还是给你浇了一盆凉水。 大学评价对大学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呢？笔者本来对此是极其乐观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为某教育评估机构的成立写过一份论证报告，其中一开始就强调教育评估的意义：“教育评估，简单地说，就是对教育活动中的某些方面进行的价值判断，评估的对象，可以是教育活动的有关机构、组织、人员，例如对学校、学科、教师、学生的评估；可以是教育活动的有关过程和结果，例如对课程的评估、教学质量的评估；还可以是教育活动的有关目标和原则，例如对教育政策的评估。……在实际应用上，它可以起到对教育机构的认可、鉴定和资助，教育资源的配置和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等方面提供客观依据的作用，对教育质量的检查、监督和控制作用，对教育与社会之间、教育管理部门与教育机构之间、教育机构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作用，以及对教育工作在某些方面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以此推论，大学评价作为特定的一种教育评价，当然可以起到对大学的认可和资助、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高等教育政策的改进提供一定客观依据的作用，对大学教育质量的检查、监督和一定的控制作用，对大学与社会之间、大学与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大学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作用，以及对大学办学活动在某些方面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而这种主体多元化和视角多样化的大学评价，从理论上说，有利于更全面、更客观地反映出各大学办学的真实状况；有利于人们对大学作出更公正、更恰当的价值判断。同时，它既反映了大学评价中的社会参与，也反映了对高等教育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有利于增进社会与大学之间的信息沟通，有利于促进大学评价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政府部门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与高等学校高度自主办学之间的协调和谐，而且也正是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标志之一。 但这种乐观的看法在遭遇到现实的大学评价对大学的实际影响时却产生了困惑和冲突。这些年来，每当看到许多大学为“迎评”而上下左右全员行动，看到许多大学为在那种排名评价中挤进前列或上升几位，以目标管理的方式，比照大学评价中的发表论文数、获取科研项目、经费和奖励等指标，将总目标层层分解，最终“压实”到每位教师身上时，或者看到每一次大学排名评价带来“几家欢乐几家愁”时，总会引起笔者深深的反思：是否我们原来只看到大学评价的积极效果而忽视了可能与之并存的负面效应呢？如果存在某种双面刃效应，其原因在哪里？我们能够避免这种双面刃效应或者有可能尽量降低其负面效应吗？ 一、偏重科研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稍加分析，是不难看到当前盛行的大学评价带给大学办学的某些负面效应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它加剧了大学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大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国家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对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生教育的重新起步和快速成长，大学的科研工作不断发展，科技力量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工作中极重要的一支方面军；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还有许多大学也在雄心勃勃地向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努力。然而，由于现代研究型大学在学术声誉上对科研的倚重，现行职称评审制度中以论文发表数为主要标准的规定，以及我们不吝重金的“人才工程”导致的利益失衡，这些年来，在我国大学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日益严重，那句一直流行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不出版即死亡”也差不多已是今天中国大学中许多教师的信条。其主要表现是大部分教师的精力和兴奋点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撰写和发表论文上而并非在教学上，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其职称是否得到晋升，是否会遭遇“末位淘汰”。正如有人所形容的，对达到个人发展目标而言，“搞科研是坐地铁，带研究生是乘公交，搞教学却好比步行”。 而近些年大学排名评价在这方面却如同雪上加霜，不断强化了大学中的这种倾向。其原因当然不能不归咎于这些评价偏重科研的指标体系。 从我国大学排名评价的发展过程来看。大学排名评价最早始于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发表于《科技日报》的《我国科学计量指标的排序》[1]，当时对大学评价排序的指标只是单一的被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1989年，该所发布第三次大学评价排名，排序指标也仅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数、获得专利数和国家级奖等三项。这些年来在大学排名评价上颇有影响的广东管理科学研究所武书连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以《中国大学评价》为题发布了4次大学排名，先后发表在《广东科技报》和《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上，都仅是对大学在“研究与发展”即科研上的评价排名；直到2000年，才作出了“以高校基本功能为评价对象的大学综合排名”[2]。管理学上有所谓路径依赖原理，也许正是由于大学综合排名评价是从当年大学的科研评价拓展而来，使得以后的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似乎至今还难以颠覆科研指标在其中的强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