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个战略重点。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现代大学治理问题已从理论研究和学校自发探索发展到“获得政治合法性并进入政策流程”阶段[1]。但是，什么是大学治理结构？其与大学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大学治理的功能和结构现状是什么？这样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是否契合现代大学的发展趋势？这些问题表明：从功能和结构视角切入，对现阶段中国大学功能承载与组织结构进行重新审视，探索和构建既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又切合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现代大学功能与结构，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 一、功能结构：大学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 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成为整个社会科学中最为时髦和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成为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内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式。 按照罗贝尔词典的解释，“功能”这一概念首先是指“一个人为了起到他在社会中、在一个社会集团中的作用所必须完成的任务”。[2]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是由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的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作为将功能主义发展成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的领袖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满足了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这四个基本需求是：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将社会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3]“结构”(structure)是社会科学中复杂而又难以把握的一个概念，不同的结构主义者对结构的定义和定位分歧很大。就总体而言，结构是指系统内那些履行特定功能的组列(arrangements)。它是行为借以发生的方式，是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4]从系统论的方法来看，结构是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指系统诸要素在时间、空间、人际间以及其他广义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和它们在不同性能等方面的相互搭配及相互间的联结方式。 但是，长期以来，所谓的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实际上只是功能分析，也就是说注重功能而忽视结构。一些最著名的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家都明显地带有这种偏向。例如，阿尔蒙德在早期就基本上专注于研究政治系统的功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认识到结构的重要性。正如著名政治学家里格斯所说：“总体而言，在比较政治和比较政府中通用的系统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涉及了以结构的代价换取对功能的全神贯注。”[5]事实上，结构和功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功能是结构的目标任务，结构则是功能的具体承载，它们不可分离。任何结构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功能，而任何功能总是来于这种那种的结构。对于一个政治体系来说，如果不对政治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实际上也无法从实质上把握政治功能。因此，里格斯指出：“我们很可能发现，在分析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过程中结构要件比功能要件更加重要。”[6]正如罗伯特·K.默顿所言，社会组织的功能确定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旨在实现这些功能。[7] 结构功能主义的这种价值导向，以及将结构与功能进行贯通和整合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开展中国大学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进路。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从功能的视角出发，客观呈现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基本功能的具体表现，深入研究自中世纪以来这些大学的共性功能在中国当代大学身上的个性化传承与变化，探索发现在这些共性功能之外，中国大学是否还有其他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功能承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从结构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支撑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所必要的组织结构，探讨分析中国大学内部独特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功能承载之间的关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邹谠教授强调，在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的有机结合，这对于中国大学治理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国大学治理的过程中，既要考察大学这一组织系统的结构形态，也应观察这一组织结构所承载的功能使命；既要对特定时期大学功能与结构“历史断面”进行梳理和解剖，也应对适应未来大学功能与结构“转型发展”进行探索和构建；既要立足微观的视角对大学内部的功能承载与组织结构进行细腻地总结和刻画，也要注意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对影响大学内部功能和结构变迁的政党、国家、社会因素进行发掘和探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对中国现代大学治理进行比较深入和细腻地认识，也才能对改革和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方向有比较准确和清晰地判断和把握。 二、三位一体：政治、学术与生活的功能整合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本质在于以知识的传承创造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这是大学保持“基业长青”的根本原因。①但是，从中国大学实际运行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条件下，除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以外，现代国家在其建构进程中还赋予大学诸多附加功能，从而使大学除了学术属性外，还呈现出类似于政治组织、生活社区等多元化的功能特征。也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国大学不只是学术这“一个共同体”，而是集政治、学术与生活在内的“三个共同体”。 首先，大学作为政治共同体。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政治与大学的深度关联与复杂关系。一方面，现代国家建构需要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这是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的教化，这就要求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开展教育活动，不仅要培养和塑造符合国家政治认可标准的人才，而且要担当意识形态理论的宣传者和阐释者。另一方面，就官僚队伍的培养来看，就是要求教育机构为具有阶级性的国家政权培养政治及其他各类人才，要求大学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与思想道德教育，致力于培养忠诚于特定政党、特定政府、特定国家的人才。此外，就政治稳定来看，必须承认，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各类人员，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聚集起来，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而且，教育机构本身具有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当然也包括创造和传播政治观点，这也扩大了教育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大学也成为现代国家维护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领域。[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