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0)06-0086-15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科学方法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在大力倡导并致力于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遵循可重复出现的客观规律，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致力于探究国际关系中的因果关系；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程序性，提倡数学模型建构和数理推导，主张对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应该说，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关系学中的几大体系理论都是运用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走向了极端，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突出表现为不顾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差异，把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方法机械照搬到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来，造成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致使以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就是解释力不足和预测错误。本文力图从理论建构方法、案例选择、实验法与统计法的局限性和证伪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非适切性等方面厘清科学方法存在的缺陷，旨在打破对科学方法的盲目崇拜，指出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应用中的局限性，为正确认识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学理价值提供认知基础。 一、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 科学方法有一套将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结合在一起的逻辑程序，这一程序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其具体步骤为：提出研究问题，建立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而这一研究方法在概念界定、因果链条建构、变量选择、假设检验和演绎法理论建构路径等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 (一)概念界定和变量简化方面的缺陷 就概念界定来说，自然科学的概念界定要求清晰、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为了达到近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研究效果，追求国际关系概念界定的清晰、准确与可操作化，科学方法在进行概念界定时往往对国际关系领域复杂的客观存在进行简化处理，即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仅仅保留其中可观察、可操作化和可通约的因素，而对那些不可观察、难以操作化和不能通约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关涉价值判断的要素则予以舍弃。例如，结构现实主义在界定国家概念时，为了追求概念的清晰、准确，把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发展、民族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丰富多彩的内部要素统统舍弃，抽象掉了国家构成的几乎一切内部要素，只剩下了一个国家之间可以通约的实力要素。这样界定国家概念的原因在于体系理论建构的两难困境：虽然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国家利益的建构和国家的对外行为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如果照顾到国内因素，就无法确定一个可以类比的体系单元。①为了解决这一理论悖论，结构现实主义通过简化概念的方法把国家界定为依其实力地位而运行的原子式的行为体，从而把对国家对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变量排除在范畴界定之外。原子式国家的唯一作用是把国家和国际问题简单化，表面上把国家变得容易理解和计算，但却歪曲了国家的本质，把简单化变成了单调化，因此建立在原子式国家概念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为世界上的客观事实具有高度复杂性，有其内在的伦理性质，从来不那么清晰利落，也一向难以把握。② 概念界定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靠真实、完整的概念而不是过度简化的概念研究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应该做到理论与事实相符。如果某个理论模式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模式就是片面的，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③但是，科学方法在建构理论时努力把自己的理论自然科学化，概念界定越来越脱离经验现实，使其理论超越人的直觉经验以增强其普遍意义，在简化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容易计算但不真实的可能世界。这种概念界定方法在理论上是允许的，但理论世界对于真实世界至少应该是可以通达的可能世界，否则理论就不可能周延，导致其解释力减弱，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简化后的概念舍弃了诸多必要的存在论条件，可能致使逻辑世界与真实世界不能相互贯通。 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界定存在削足适履的理论缺陷，明显是为方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而量身定做的特定概念。美国是公认的全球霸权国家，但米尔斯海默却为了其理论演绎的需要违背国际关系事实，把美国界定为一个地区霸权，而如果把美国假定为一个全球霸权，那么美国“离岸平衡手”的假定就不再有效，其理论结论也就不再成立，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结论是建立在当今世界不存在全球霸权而只存在地区霸权这一理论假定之上的。如果任何国家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整个世界就不会再存在永久的大国竞争，④大国政治悲剧的体系环境就不存在了。 (二)假设约定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是一种理论约定。约定论思想是彭加勒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在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进行洞察、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约定论思想，科学来自经验约定。通过对几何学特别是对非欧几何的深入考查，彭加勒认为几何学的公理既不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而是一种约定。⑤ 科学方法借鉴了约定论思想，其理论假定相当于数学学科的公理，作为其理论演绎出发点的少数思想规定，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论约定。虽然约定是人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但也不能不受约束地随意发挥或杜撰。科学实践中所发现的科学事实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想象随意创造出来的，当人们在对一切可能的约定进行选择时，既受经验事实的制约和引导，又受避免理论体系矛盾要求的影响和限制。⑥不同的理论约定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理论体系，甚至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作为理论约定，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或命题同样不能脱离事实的制约和引导，为了理论建构主观杜撰理论假定或命题。新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家都是功能相似的行为体，这样每个国家就成为可资比较的单元，而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对外功能存在差异。⑦沃尔兹的这一理论假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脱离了经验事实的主观约定，而这种对国家功能差异的有意忽视虽然有利于简化概念，方便了理论的建构，但却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重大理论缺憾。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并不完全符合国际关系的经验现实，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理论自然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虽然意图瞬息万变，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其非确定性无法避免，⑨但也不会严重到一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意图的地步，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持续的沟通与交往、通过国际制度使信息更为对称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⑩或者根据一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来大致把握他国的意图。但是，米尔斯海默为了建构起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就主观约定了“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这一命题，把国家意图的非确定性这一性质推向了极端。如果更改一下米尔斯海默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就有可能演绎出另一套并非大国政治悲剧的理论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这种以最坏打算的方式估算对方意图的做法有失偏颇，往往会弄巧成拙。(11)因此，学界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首先是对“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这一悲观假定提出质疑。(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