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是淞沪会战爆发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试图依据九国公约，以集体方式介入中日战争并推动其和平解决，中国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但由于日本始终拒绝与会议合作，与会各国亦不愿积极援华制日，会议最后无果而终。由于日本并未与会，既有研究对于日本与布鲁塞尔会议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关注。① 日本尽管并未参加会议，却力图通过多种方式削弱布鲁塞尔会议的影响，并诱导各国脱离会议轨道，按照日本所期望的方式劝说中国向日本屈服。近年来，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方史料不断被发掘，本文综合运用中、日、英、美等多方史料，试图探讨日本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的因应与对策，并揭示此次会议对于日本侵华决策的影响。 一、美国的态度与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于1937年9月向国联提出申诉，希望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并对日本实施制裁。日本则主张中日问题应由两国直接交涉解决，不允许第三国介入。由于日本已退出国联，其面对中国的申诉亦不以为意。日本外务省于9月15日就此事发表声明称：“日本并非国联会员国，在政治问题上一直奉行不与国联合作的方针，因此日本对此次中国向国联提起申诉一事不发表评论。”② 在中国提出申诉前，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曾征求过法国方面的意见。法国外长德尔博斯(M.Delbos)不主张中国向国联申诉，而希望中国提请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调停，德尔博斯的主要理由是九国公约中包括美国。③7月16日，中国向除日本外的九国公约各签字国及苏德两国发出照会表达了这一愿望，但地位举足轻重的美国却态度谨慎，中国最后亦选择向国联申诉。国联在接受中国申诉后，将其转交由十九国组成的远东咨询委员会。 9月27日，在中国代表团的强烈敦促下，远东咨询委员会通过了谴责日本对中国不设防城市进行轰炸的决议。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书，其中指出，日本在华军事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并要求各国“给予中国道义上的同情，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行为，同时考虑对中国提供各自的援助”，同时，报告书还建议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磋商解决中日问题。④尽管国联决议并无实际约束力，但其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坚决态度却在道义上有力地声援了中国。国联大会闭幕后，中国代表团即对国联决议表示满意：“吾人已在政治精神方面获得相当程度的胜利，则固显然无疑也。”⑤ 不仅国联对日本展示出坚决态度，美国的立场同样发生了显著转变。美国虽未同意中国对于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要求，却显示出与国联合作的姿态。国联将中国的申诉转交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正是希望将美国纳入中日问题的解决中。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宇佐美珍彦即向外相广田弘毅报告：“在远东问题上，日内瓦当地气氛对日本甚为不利。据新闻记者传说，中国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后，十分重视将美国引入，因此支持将中日问题交由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⑥远东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933年，旨在解决日本入侵中国东北问题，美国当时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美国国务院对于重开远东咨询委员会亦表现出积极态度。1937年9月18日，国务院指示驻瑞士公使哈里森(Harrison)按照1933年先例，再次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委员会会议。⑦ 10月1日，英国代表克兰伯恩(Cranborne)在事先并未征求美国方面意见的情况下，突然在远东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克兰伯恩的建议是希望将中日问题“硬塞给美国政府”。⑧但美国方面亦未表示反对，这一提议最终写入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书中并被国联大会通过。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芝加哥发表“隔离”演说，指出“战争是一种瘟疫，它能够逐渐蔓延和扩大，并卷入千里之外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正极力减少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但在安全与信心完全崩溃的无序世界中，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⑨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国联决议表示支持。⑩美国虽非国联会员国，却表现出支持与配合国联的态度，二者形成了有力的呼应，也使得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进一步增大。德国驻日使馆即对日本副外相堀内谦介指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芝加哥演说虽与国联决议并非同时，却无疑增强了国联决议的效力。”(11) 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一直恪守中立，日本亦对美国的态度表示赞赏。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即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Grew)表示：“直到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芝加哥演说前，日本人民一直认为美国是唯一对中日战争真正持不偏不倚态度的国家。”(12)而此时美国却对日本对华政策明确表示否定，这引起了日本的警惕。罗斯福发表演说后，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致电广田：“在中日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对于政府的压力很大，同时国联成员国也迫切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得到美国的协助与支持。因此，美国政府希望强调其将逐步改变消极的孤立态度，转而向依靠国际合作维护和平的方向迈进。”(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