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0)06-0098-10 2002年，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出版了专著《敞开：人与动物》(L'aperto：L'uomo el'animale)，该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动物问题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名著。阿甘本早期探究语言哲学，后拓展至美学、文学、神学等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转向政治哲学，阐发了一种别样的生命政治思想。他为何出乎意料地转向动物问题研究？动物问题与他的生命政治思想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隐蔽关联？ 反思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传统划界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德里达(Jaques Derrida)、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哲学家分别从各自的视域探讨过该问题，成为后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概念反对生命的持存与静止，强调生命的强度与僭越，突破了人类/动物的二元性机器，“使得划定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界线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德勒兹、加塔利386)。如果说德勒兹和加塔利致力于取消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线，那么德里达则意在使界线复杂化。在《因动物，故我在》中，他自创了limitrophy(limit+trophy)一词：该词可译为“界线拓殖”，其含义是“在维持界线的情况下，在边界处发芽、成长，与此同时，滋养它，培育它，使它繁殖，使它复杂化”(29)。这个词透露出德里达的双重策略：一方面，解构人本主义话语区分人与动物的运作机制，揭示其内在的霸权逻辑；另一方面，使界线复杂化，还原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中，哈拉维提出了“伴侣物种”概念，意在批判物种的孤立性和纯粹性观念，强调生命的混杂性和模糊性，强调物种之间的互构性关系(16)。 在《敞开》中，阿甘本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问题。如果说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生成—动物”概念是为了探讨生命的强度和最佳阈限，德里达自创“界线拓殖”概念是出于对“动物他者”的现实关切，哈拉维提出“伴侣物种”概念是为了探讨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那么阿甘本探讨人与动物之界线则是为了深化其生命政治思想。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可区分性绝非中性的知识问题，其背后带有浓重的暴力色彩；它不仅导致了人对动物的宰制，还导致了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因此阿甘本指出，“当下，更为迫切的工作是对这些区分进行探讨，思考人类是怎样在人类内部将自身与非人、动物区分开来的，而不是急于在所谓人权和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上表明立场”(Open 16)。 动物之思与神圣人 阿甘本著述广泛，但令其获得世界知名度的是他的政治哲学系列专著“神圣人”(“Homo Sacer”)。在《敞开》出版前，“神圣人”系列共有两部著作问世：《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和《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L'archivioe iltestimone)；与《敞开》几乎在同时期出版的，是“神圣人”系列二的第一部著作《例外状态》。在homo sacer这个术语中，形容词sacer有两重内涵：一、庄严的，献祭给众神的；二、被诅咒的，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阿甘本，《渎神》133)。这两层含义之间看似并无关联，实则密不可分。某物一旦被贴上“献祭”的标签，就意味着被人类共同体排除，被世俗世界弃置。因此，这个表示“神圣”的词隐藏着一种排除性的暴力。 如果说福柯将生命政治看作现代的产物，那么阿甘本则认为生命政治古已有之。1995年，“神圣人”系列的第一部《神圣人》问世，在该书中阿甘本细致分析了古罗马法对homo sacer的规定：“神圣人是由于犯罪而被人们审判的人。祭祀这个人是不被允许的，但杀死他的人不会因杀人而遭到谴责”(102)。一方面，神圣人被排除在人间律法之外，被排除在世俗世界之外；另一方面，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被排除在宗教领域之外。这是一个双重排除的结构，同时又是一个双重获取的结构。他“以不可祭祀的形式而归属于神，并且以能够被杀死的形式而被纳入在共同体中”(117)。阿甘本指出，在政治秩序的两个极端，主权者与神圣人是一组对称体：同神圣人一样，主权者也在人间律法和宗教神法之外，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在律法和神法之上，可随时通过至高决断将人“神圣化”。问题是，主权权力制造神圣生命的根基是什么？阿甘本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基就在于生命的可区分性。在《神圣人》的开篇他指出，古希腊人用
与bios来指涉“生命”，前者表示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后者则表示人之为人的独特生活方式(3)。生命政治的奥秘就在于人类生命内部的
与bios之分割；一旦人的bios被剥离，那么他就沦为赤裸生命(bare life)，成为至高权力捕获的对象，成为共同体的例外。不论是古代城邦政治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其基本的共同体结构从未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