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异位认同 约翰·保罗·拉索(John Paul Russo)在《I.A.瑞查兹：他的生活与著述》中打破西方思想现代性禁锢，认为20世纪西方崭新的心理学、语义学等前沿理论和中国传统儒学是瑞查兹实用批评理论并行不悖的两类理论资源。罗德尼·凯恩尼克(Rodney Koeneke)的《精神帝国：I.A.瑞查兹与基本英语在中国，1929-1979年》甚至从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后殖民视角积极肯定瑞查兹的帝国主义批判和多元文化交流意识。同时他也指出瑞查兹跨文化认同的不和谐甚至矛盾，他在中国推动的“基本英语”事业本质上仍摆脱不了精神维度中的帝国主义殖民。S.W.巴尼特(Suzanne Wilson Barnett)认为瑞查兹的跨文化交流主张具有反思批判西方工业化和科技化主导的全球化内涵，“它为他的中国发现之旅提供了基础，即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人性、更少商业化的现代情感”(Barnet 1210)。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中国当代学者则忽略了20世纪文化全球化冲击对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固有的本体模式的颠覆，局限于研究瑞查兹思想理论的单向影响，纠结于中西文明碰撞孰是孰非、孰强孰弱这类问题。如张惠在博士论文《“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中过度阐释瑞查兹在中国的思想传承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她认为这种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代中国学者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葛桂录的《I.A.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却从反面求证儒家“中庸”观对瑞查兹“包容诗”理论的影响。郑佳的《套用的哲学观——I.A.瑞恰慈文论中的“中庸”之再考证》则偏激地否定中国传统儒学对瑞查兹的影响。 上述研究涉及的隐而不显、悬而未决的学术疑难是：20世纪全球体系中瑞查兹与中国跨文化认同的多维性及本质特征、中西跨文化互动的独特性及西方理论认知的局限性。就20世纪全球体系中现代主义主体的跨文化认知和认同问题而言，最有启发意义的是梅尔巴·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的文章《现代主义、地缘政治、全球化》。她批判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共谋的地缘政治学，充分吸收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阿君·阿帕杜莱(Ajun Appadurai)等的全球化理论。例如弗里德曼在《绘制地图：女性主义与遭遇中的文化地理》中勾画出描摹全球跨文化流动的五种修辞模式——民族、边界、移民、全球—本土化以及综合型。这五种模式从宏观理论层面指向跨文化认知的物质和社会实践。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等在《全球化转型》中进一步指出，文化全球化的交互互动模式灵活、多样、易变，交织着同质化、竞争冲突、杂糅化和中立(Held，et al 328-331)。文化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互动和相互依赖。阿帕杜莱在《张狂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将全球文化碰撞过程界定为社会实践和商榷推动的全球化分离流动，形成观念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种族景观和媒介景观五类分离模式。 卡迪—基恩综合上述文化全球化理论，将分析重心从物质基础、流动过程转到现代主义表征的文化全球化形成的全新的跨文化认同效果上来。她总结提炼出四类跨文化认同模式——批判型(critical)、类并型(syncretic)、共栖型(cohabiting)和逃避型(runaway)。批判型“利用其它地区或国家的知识来瓦解习以为常的感知和实践，促使在全球范围内的自我反思式重新定位”(Cuddy-Keane 546)。类并型指全球化想象认同以增加、扩展、延伸(而非融合)的方式来吸纳全球化之流中的多元内容。共栖型指认同中并存的两种相互作用而非对立的文化以及对应的全球意识，如18世纪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和20世纪初G.L.迪金森(G.L.Dickinson)的《中国来信》表征的认同模式。与这种积极的现代主义多元视域不同，逃避型则以极端的容忍和被动丧失了有效的干预立场。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挪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核心理论概念“他异性”(alterity)来更深入地解剖全球化导致的分离流动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碰撞。她在《分歧之路：犹太性与犹太复国主义批判》中将之称为他异性场域。“只有进入文化转换场域，独特的伦理资源才变得可推广并有效。[……]只有从一个时空结构迁移、调换到另一个时空结构，传统才会与他异性——那个‘非—我’的场域——有某种接触”(Butler，Parting Ways 12)。在《褫夺》中她更是从西方后现代政治学角度剖析现当代全球化生命政治境遇中与他异性遭遇导致的褫夺(dispossession)现象的观念内涵、现实表征及自我认同的基因突变。从观念内涵看，褫夺包含了他异性关联维度中对自律主体而言的他律状况和发生的奴役征服两种意思。 在第一种意义上我们因与另一个人的某种接触，因与他异性遭遇而被感动甚至感到惊讶或惊慌不安，被褫夺掉了我们自己。……褫夺的第二种意义受制于第一种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是可能失去地方、生计、住处、食物和保护的存在，如果我们可能丧失我们的公民身份、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根本上依附于那些交替维系或剥夺我们、掌控了我们最基本生存的权力。(Butler，Dispossession 3-4) 我们可以将第二种意思视为生命政治领域内褫夺现象的表征。也正是他异性制约的关联性导致了以自我主体形成为驱动力的身份认同的基因突变，即：从西方现代自由、自主、理性主体建构意义上的自我变异成复数的关联自我、从自我认同转变为他异性作用下的后—认同(post-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