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0)10-0089-07 “内卷化”(involution)，也可翻译为过密化。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以“内卷”来描述此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1](p97)文化的内卷化是指文化在发展中边际效益持续降低，进入到低效率发展的一种状态。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思想与文化实践的总和，是历史积淀下的文化发展成果，蕴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由于文化自身的防护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一度出现了内卷化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p99)因此，探讨传统文化内卷化的表现和原因，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中华传统文化蓬勃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的表现 任何文化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维护文化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虽然外在资源会不断被吸收到文化系统中，但在其内部仍会维持着一定的发展水平，不求进步和改观，表现为发展路径锁定，陷入自我重复、自我懈怠和自我消耗之中。中华传统也不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思想内核、文化结构、发展视野等维度的内卷化倾向，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惰性。 (一)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内卷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卷化主要体现为儒家思想内核的内卷化。“价值观念居于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3](p2)在儒家学说的思想内核中，“仁与礼的建构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统一于道德实践的”。[4](p17)后世对这一道德实践的解读形成了儒家的不同学派，其中为统治者所确立为正统的解读方式，尤其是对“仁”与“礼”核心价值的理解与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 理学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成的新儒学，“多以阐释义理、天道、心性为主”，“其实质是要通过道德的自律和人格的完善，实现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3](p32-33)理学在开创之初一度被宋朝视为“伪学”而加以禁止，但官方的禁学并没有使理学陨落，理学的传播者们通过民间教育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甚至部分士大夫也接受了理学的观念。后来理学由“伪学”转变为南宋统治者扶持的正统思想，原因众说纷纭，学者刘子健认为这一转变的外在压力是“1233年，越过长城一线的蒙古人接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新的孔庙”，[5](p145-146)在文化上和南宋竞争政权的合法性。南宋朝廷不得不寻找于己有利的对儒学的解读来重申自己应被“奉为正朔”，而理学恰好成了最有力的武器。1241年，南宋“举行盛大仪式，正式宣布道学学派为国家正统”。[5](p146)从此，理学作为官方学说一直延续至清朝。 儒家学说这一历史性的转向，引领着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首先，成为正统之后的理学转向了内在保守。南宋以后的理学家们往往认为，“儒家经典教义最初由圣人传给孔子，孔子传其孙子思，子思传给他的学生孟子。接下来，由于没有适宜的传人，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中断期。……是五位北宋的先驱重新找到了正统并激活了传承血脉”。[5](p134)这种自命正统且强调传承的观点，使后世的理学研究与传播表现出对先贤创立的道德先验论缺乏变通的模仿继承，“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调整和创新仍然存在，但都只是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5](p147)其次，理学成为正统学说之后，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日益稳固。在应对现实和未来的问题上，理学家们对变革知之甚少，更多诉诸道德自身的完善；同时又需要维持自身学派的正统地位和优越性，压制反对的声音。结果就只能与朝堂绑得越来越紧，沦为了稳定政权的工具，甚至为政治控制的目的歪曲自身理论。[5](p148)理学作为主体思想虽然在南宋以后不断吸纳资源发展，但愈显教条主义和文化惯性，“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藩篱，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5](p148) (二)中华传统文化结构的内卷化。 “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6](p10)就这一定义而言，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特定文化的发展必然植根于文化创造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受到特定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7](p40) 文化结构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三个层次，文化的变迁往往由表层开始，逐步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导致深层文化的变动。回溯中华民族的社会生产发展历程，物质文化的内卷化导致了精神文化的内卷化。在物质文化的变迁上，农牧混合的模式转向了精耕农业模式。考古发现殷商文化的经济结构是农牧混合的，郭沫若曾断言，“商代是牲畜最繁盛的时代”，[8](p46)“兄终弟及”承传制在商代广为流行，表明了殷商文化具有游牧文明的某些特征。此外，殷商文化还具有重视商业的特点，与后世的主流传统文化大不相似。武王伐纣，典型的农业民族周取代了商，“对中国文化的系统运动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性的文化模式转换的意义”，[9](p25)这一转换意味着以精耕农业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开始在中华大地形成并固定成为主流。“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0](p2)随着精耕农业的发展壮大，中华文明逐渐内卷化形成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并由此构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