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0)10-0012-11 在向现代化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地把握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与价值走向至关重要。今年是我国步入新时代以来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即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小康社会建成和谋划“十四五”规划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也即将进入全新阶段”。①探索后小康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路，描画未来社会图景将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重要题中之义，而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文化建设，也将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与发展任务。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离不开文化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而不断演进发展的新探索。小康社会建成之际，探寻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演进路向，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空尺度下文化发展的新图景，“实现人民精神文化的丰富与精神境界的历史性跃升”，②是与后小康社会相承接、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和关于文化建设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践行这一使命提供了精神指引。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长达17年多的时间里，顺应改革开放历史潮流，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超前谋划、开拓创新”的领导实践，不仅体现了“率先带头、亲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也展现了“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民生的赤诚情怀”，③这些实践、作风和情怀在《习近平在福建》等系列采访实录中得到生动、真实的记述，不仅勾勒出习近平同志成长的轨迹，而且塑造了习近平的领导风范、处事风格和人格魅力。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所具有的历史远见、所表现出的高度文化自觉，在《习近平在福建》系列采访实录中有着真实的反映。 一、逻辑起点：历史远见与文化自觉 马克思在对待包括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以及古典音乐戏剧在内的人类文化遗产的评价中，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并有着深刻洞见。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不止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的论断，④事实上内蕴着对传统文化历史价值及其对后世巨大影响作用的肯定。而在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要推进现代化进程，从战略思维层面看，首先要面对如何处理既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生成的历史土壤；其次要面对如何处理好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再次要在全球化开放的文化环境下解决如何保持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问题。从文化实践层面看，其一要探索丰厚深邃的精神文化遗产的现实转场路径与方式；其二要寻求独具特色的古代造物与现代设计的无缝对接；其三要善于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发展中引领先声。现代化进程不只是生产力解放与物质不断丰盛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的不断凝定过程，还是一个民族文化新内涵新形象的不断丰富与塑造过程。在经济体量实现历史性突破的阶段，更需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凸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持续夯实民族文化根基。正如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讲，文化涉及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国有千百年传承的优秀文化，维系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⑤ 历经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习近平同志，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探索和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和重要的新思想，为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价值引领。 在一个历史文化建筑遗产遍布中华城乡大地的国土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如何协调、平衡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大地涌动着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工业园区、商业街区、城市交通和公共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与高速度发展，都对城市用地尤其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构成极大的挑战。是科学长远地对待传统文化遗产，还是盲目短视地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不仅考验着决策者政治站位的高低，更体现着一种历史责任与文化情怀。 回溯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待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和观点，应当说是很有历史远见的。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早在他任职厦门、福州期间就有突出的事例表现。习近平不仅曾为福州市名人故居、历史建筑等普遍做了政府挂牌保护，而且他主持编制的《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于1995年由福州市人大通过，1997年经福建省人大批准颁布施行，成为全国第二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地方性法规。《习近平在福建》则进一步生动记述了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保护文化遗产的典型事例。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始终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三明万寿岩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并强调：“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⑥批示内蕴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其一，凸显鲜明的法治意识，将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与公民法律职责相联系，将政府日常工作上升到遵循国家法律的高度，使执政行为的依据与力度大大增强；其二，强调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内在地蕴含了传统文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即文化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其三，明确意识到文物资源除了不可再生之外，其价值还在于拥有传承文脉的历史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指向当下，也指向未来；其四，阐明了眼前与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长远和整体利益，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本身是具有长远和整体的价值特性。习近平对文化保护的重视还体现在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建设，他亲自主持研究福建省各项重点社会事业建设项目，“省博物馆、省体育馆、省广播电视中心、福建大剧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楼，都在他手上建设起来”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