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0.06.005 大凡亲聆王元化(1920-2008)者，皆知他愈臻晚晴，“清园情结”愈发馥郁。标志有两：一是元化书斋匾额“清园”二字当令人联想著作等身，然只在晚年才将其著述冠名“清园”系列，诸如《清园论学集》《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清园自述》《清园书简》《清园书屋笔札》《清园近作集》与《清园谈戏录》。二是元化晚年屡屡念叨童年(8岁前)随父①母居住的清华南院4号。那时同住南院的还有1号赵元任，2号陈寅恪，17号王国维，皆属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暨中国现代学术泰斗。 诚然，南院期间的元化还是孩子(在清华幼稚园与赵元任女儿赵如兰同窗颇要好)，不可能预见王国维、陈寅恪为符号的现代学术传统(简称学统)，对其晚境的心灵感召力。元化曾婉言“清园情结”源自童年印象：“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看轻儿童时代所受到的熏陶和影响。有人说，人的一生都被童年时期所决定，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童年时代所获取的印象像一粒种子埋藏在儿童的心田，慢慢地发挥着它的潜在功能。”②然笔者更愿说，元化所以愈活到老，愈“认同清华园南院所代表的价值源头”③，因为此“源头”不是别的，正是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所深挚体认的，王国维、陈寅恪为符号的清华学统，才是他这辈子最应选择的、足以安魂的生命样式。或曰，正因为有此终极关怀打底，童年飘零其心头的清华元素才会如花果还魂似地再度绚丽且芬芳。 中华现代学统即“清华学统” 这里有两个疑点亟须说明：为何说中华现代学统即“清华学统”？为何说元化是到20世纪90年代才倾心追认“清华学统”？ 先释疑点一。“清华学统”堪称中华学统之典范，因为无论就学统的现代分娩、人格表征还是代际传承而言，皆离不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三位清华人物。梁启超(1873-1929)曾撰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此书对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从清代的乾嘉学风中提炼出了现代学统赖以合成的四个价值因子，此即“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与“朴学文体”。笔者称之为中华学统的现代“分娩”④。 “学术本位”在现代学统中分量尤重。因为它在终极参照上设定了“学人”所以是被学统所化之人，意谓他已不再视学术仅仅是用来谋生的专业或职业，不，他是把学术尊为能替生命觅得意义、能替魂灵赢得安宁的归宿之所在。故“学术”在其人生棋局中的位置，绝非工具性的“车马炮”，是可被更值钱、更权威的“将帅”随意割舍的弃子；相反，“学术”作为学人的生命样式选择，本具不宜让渡的尊严，它既然是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日常操作，它也就有理由激励学人不吝为其抵押一生。此即“本位”之谓，是在人生格局中居“根本地位”。悠悠万事，唯此最大。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就为历代书生千百年来只知“读书当官”“学得文与武、货与帝王家”的旧脑门上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洞，警醒有识者不妨追随乾嘉学派，若家底殷实，不缺衣少食，实在不必千军万马地去挤科举这座独木桥。这就是说，读书人的生命重量，未必只有叩拜在天子脚下方得见证；史训往往相反，“伴君如伴虎”的官宦生涯之高风险，很可能连乌纱帽都未戴牢，脑袋却说没也就没了。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朝廷皇权眼中，微臣草民芥蒂一粒，遑论个体尊严。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愿将心血倾注于古音韵考辨，或终生仰望苍穹、夙愿为人类发现一颗新星并以自己的姓名去命名的学人，其生命分量在坊间看来怕不及权、财显赫，但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若仍心仪文明而恐囿于野蛮，它终究将缅怀那些曾舍命给黑暗世界点燃知性光明的仁者——他们在人格上绝对是有尊严的文化英雄。如此“文化英雄”，在古希腊神话中近乎“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清代则当数方以智四代同堂最卓绝，竟奇迹般地同心同德，近百年皆潜心于学而无一人趋炎附势地去当官，不啻是中国“学术英雄”宗族。 梁启超作为生前便已进入国史的著名言论家暨政治活动家之独特，近代史学已说得够多。然就其对中国学术史的珍稀奉献来讲，除了从乾嘉学风中打捞出现代学统之胚胎，还有极可贵极可爱的地方，是在他晚年著书能以学统尺度来严格律己，认为辉耀数代的乾嘉学术之炬传到晚清所以行将熄灭，究其人格内因，就是因为包括康、梁在内的今文学派已不恪守“学术本位”(学统之魂)，反以学问为“致用”手段，“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⑤，即主张学术须无条件地服务于时政，可谓近代史上的时政冲击学术。随之，“科学归纳”(学统之技)也就不再权威，而代之为了时政之实用，可凭空揉捏史实，如康有为撰《新学伪证考》竟“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不惜抹杀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⑥。至于自省、自责，梁更把自己列为今文学派之中坚来拷问甚苛：“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有罪焉”；其罪证为“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亦即“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笼统之谈，甚至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⑦；若“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