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就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娱乐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们的娱乐习惯随之变化。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的结构变迁与功能转换，并对其变迁逻辑进行了探讨，对当今大众娱乐习惯的个体化、泛娱乐化和亚文化化等现象进行了反思。透过对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变迁的考察，亦能从中反观和体认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特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众娱乐习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其中，人们的娱乐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改革开放4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大众娱乐习惯经由社会变革、政策牵引、市场冲击、技术加持所形成的“力场”的无形拉扯和有意推进，从形式到内容、从结构到功能、从性质到价值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转型，这些纷繁复杂的演变既表现了宏观结构的变迁，也充分展现了个体能动性的成长。 (一)改革开放初期：传统娱乐习惯复兴与新型娱乐习惯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了一套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配套的文化体制……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对文化的生产、经营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1957年后，伴随指令性计划的强化和政治运动的干扰，文化管理体制逐渐走上封闭僵化的道路，缺乏生机活力”①。改革开放的一项内容就是突破全能型体制下权力的弥漫和下沉对社会全面而死板的控制，进行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放权和分权。 包含娱乐内容的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逐步放松对民众文化生活的控制，特别是在农村的文化领域，同时也逐渐减少对民众的意识形态化的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而这些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教化特征。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民众可以享受哪些娱乐或者文化内容以及何时可以得到，都是受到各级政府的控制和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确立，除了确保意识形态的文化任务，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既未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此时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也很少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于是，民众的娱乐也就从神圣与紧张的解放政治场域下放到庸常和自决的生活政治领域，国家因此而变相地甩掉了民众的娱乐福利负担，民众的娱乐生活变为私人之事，成为一种个体化的选择。 在一段时期，改革开放导致西方现代文化娱乐理念与方式的涌入，“可以说，80年代是‘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再度急剧扩张的时代，这一时代文化最响亮的声音是‘走向世界'‘撞击世纪之门’‘中国与世界接轨’”②。国家放松对国外文化产品和技术输入的管制，使得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以接触和学习到新型的多样化的娱乐方式，比如现代舞蹈、现代音乐、西方电影以及旅游娱乐等。对当时的一些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而言，西式的娱乐方式似乎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代表着和国际接轨，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话语的践行。现代文化娱乐方式在城市和青年一代人群中快速扩散，对乡村和老一代人群的渗透则相对较慢，这一时期娱乐分层也逐渐成为城乡差异和代际差异的表征。 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有选择性的退场以及农民闲暇的增多，为传统民间文化复兴提供了一定契机。在革命年代，传统民间文化被标签化为封建的和落后的，尽管它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和乡村共同体血脉相连，但是在“破四旧”等政治运动的强力改造下，传统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几乎消灭殆尽，以革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下乡”成为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占据了民众几乎所有的闲暇时光，以便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完成彼时的政治任务。但是，过于政治化的文化娱乐方式(严格而言它不能算作真正的娱乐)，一方面压制了民众的自主性，导致民众在文化娱乐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选择权，另一方面也脱离了后革命时代生活政治的本质和人的天性需要——挪用席勒的话说③，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娱乐；只有当人娱乐时，他才完全是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家逐渐减少意识形态化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对民众文化娱乐选择的干预所形成的新的乡村文化娱乐场域中，传统民间文化的复兴就具有了替代国家文化产品供给和恢复被压抑的对传统文化生活的娱乐需要的双重功能。于是传统戏剧、传统庙会、传统习俗等传统民间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广袤的田野上。传统民间文化的复兴也导致传统娱乐习惯在这一时期的养成，它一方面为民众的娱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填补了国家选择性退场后给乡村文化供给留下的“缺口”，另一方面也为后革命时代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结构转型提供了文化动力，乡村社会因此由政治型共同体转型为生活型共同体。 新型娱乐习惯的兴起，既是国家在文化领域有意退场后民众娱乐自主选择权的彰显，也是国家为了营造改革开放的氛围和形象以及发展文化经济的内在需要而主动引导的结果。改革开放后，城市尽管相对农村有更健全的文化设施，但随着单位制的松动和式微，组织化的娱乐活动逐渐减少，外界的娱乐信息和文化物品的输入增多，人们开阔了眼界，开始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娱乐方式因更具新奇性和愉悦感，更能释放人的天性，年轻一代一经接触就很快被吸引。在彼时，新型娱乐方式代表着时髦和进步，它本身的吸引力加上同龄人的文化压力，使新型文化娱乐方式得以快速传播。为了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国家也主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外国文化产品和技术的引入，这些都为个人的文化娱乐方式的自主选择提供了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在新型娱乐习惯的兴起中扮演了积极的助推者角色。 总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宏观制度的重大转型和外部技术的引入，大众娱乐习惯具备新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新的结构和功能。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这一阶段的大众娱乐习惯最明显的发展特征，就是农村传统娱乐习惯的复兴与城市新型娱乐习惯的同步兴起。这一大众娱乐习惯变迁既有制度的强制和诱致，也有技术的引入和加持。同时，娱乐习惯的转型也形成了大众和国家之间新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结构，一方面国家开始向民众放权，赋予民众更多的文化选择权；另一方面，民众通过自主选择娱乐习惯又导致两个大相径庭的政治现象产生——一部分人选择远离政治性娱乐文化生活，沉浸于私域文化之中自得其乐；另一些人形成新的表达政治意涵的文化娱乐方式，希冀通过文化政治的表达得到更多更广的个体自由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