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0)10-0064-13 基于既往的经验表明，依托体制末梢功能实现的“政府主导”和立足于社区居民自治向度的“民意聚集”，能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社区文化治理的问题常量与问题变量，尤其有利于提高满意度与参与率。但就非标准化的多数具体社区而言，由于末梢活力不足、居民构成状况十分复杂等情况，仅仅凭借这两种赋能维系的有限张力难以确保特定社区文化治理完全有效以及效度的可持续，由此带来的直接不良后果就是社区文化活动“虎头蛇尾”或“忽冷忽热”。来自先行社区文化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有益启示在于：在扁平社会结构形态下，社区生存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生存形式和生存单元，引导社会力量介入社区文化治理事态并形成长效机制的社会合力，对于确保社区居民的日常文化信心并维持社区文化参与的身份自觉，其力度和效度均不可低估。例如在数字技术时代，公共文化政策专家就认为社会的数字技术资源是社区数字文化生活成为可能的外驱动力，而且“唯此条件下社区才能成为可以创造各种各样视听声像并且价值得以确证的地方”①。因此，我们将基于中国问题背景及中国方案取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文化治理社会合力所涉及的关键性问题。 恩格斯从“合力论”角度陈述“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②，其着眼点主要还在于合力的历史向度，而我们此议之际，所能从中截取到的外部世界作用合力及其之于社区文化治理现场的文化场域建构，就由历史时间向度转移到文化空间向度。这种转移并不影响我们从社会动力学知识视角寻找基于社区文化发生的社会合力构成。正是合力论作为社会动力学知识命题的学理合法性，才使得此议知识行为可以悬置一系列条件性讨论从而直奔主题。 悬置条件直奔主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社会合力的可能性义项编序与功能化力学结构。而最合理的全称诉求，甚至需要我们先行开列出意向清单与完整的功能结构图，其知识行为动因至少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文化生活方式与生存内容趋势在宏观形态场牵引与自身微观场域升级的联动状态下，必然会不断产生相关治理主体对趋势的预期，以及对其短期、中期乃至长期应对规划的治理诉求，所以也就有我们通常所能见到的年度文化行动规划。之所以人们普遍笃信类似规划变得如此“必然”，是因为社区居民如同更大规模的社会公众一样，集合理性或者集体无意识地认为，“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力所能及的预测、预设和预期，一种超级社区自信导致文化时间递变的价值向度，由此牢牢地把控于人们对事物的谋划和筹备之中。社区文化治理专家提出如下观点：“未来的社区在我看来会是：(1)较之传统社区更具亲密性与关联性，因为居民将会运用他们的公共空间，更多地投身于其所生活和工作的所在地社区，而且他们的努力能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2)更加自愿和利他，因为人们会紧密联系到一起，不再因沿意识形态或者等级的生存线性，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促进他们的公共蕴藉。”③社区文化治理专家的上述观念，既可以强化生存规划的智性所及，后者又会逆向性地对现实社区生活带来潜在影响，所以具有线性时间顺向与线性时间逆向的双重作用后果。另一方面，生存作为某种边界清晰的形态场，人们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价值指向的未来史同时也是生存方式的进化史。这意味着具有牵引力功能的任何文化发展预期规划，都将与之同步地诉求规划实施的制度创新匹配、政策工具创新匹配、平台工具创新匹配以及运行方式创新匹配，规划预期中的文化生存未来形态需要与上述创新匹配保持同步关系，否则一切与此关联的“未来性”便不可能实现。但就社区文化治理的当下现场而言，无论介入这种事态的主动参与者还是被动参与者则往往对此持拒斥态度，这也导致面向未来的社区文化双向线性作用后果，始终与线性功能匹配“召唤”与“应对”的创新进程须臾不可分离，只有非分离态的同步跟进才能确保未来预期，从而不会导致在某个线性节点上衍生出其它问题或危机，如专家们所担忧的社区秩序状态中人们的双重僵化，即“特定邻居的固化，社区和社会群体出现社会秩序问题”④等，因此，要不断地通过随机“创新”来获得社区文化未来预期的可持续性。但就这两个动因的存在属性而言，它还只是社区文化治理面向未来所必须具备的事态进展“牵引力”，尽管有其社区文化存在的导向力学功能或者价值预期后果，但还不能显示出义项清单和功能结构图，因而它不过是“社会合力”诉求的纵向前置条件。 一旦这一纵向前置条件获得事态认知的自明性，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入“社会合力”意向编序及其相关讨论——这种“时域划定”甚至“时点定位”后的横向支撑条件功能给定，才是本文事态拟题与知识命题的学理重点。因为，任何线性递进的社区生活预期，或者说彰显主体能动性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在任何具体“时域”或“时点”位置的有效性，都依赖于横向截面延展的社会支撑能力与保障条件。某种意义上，横向的“社会合力生成”对社区文化生活现场可能性以及规划发展的可预期性是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因此，讨论社区文化治理话题和社区文化发展规划，不能脱离“社会的构成”这一前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相关问题讨论的关注点就会更清晰。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很多社区遭劫于资金流失、外部环境恶化以及对文化重视不够，从而使其为更好地立足于社区的建设计划而努力，包括努力使文化的长期性及可持续预期后果不受侵扰。”⑤这种关注点直接牵扯着决定社区文化场域建构的外部社会条件，且每一个条件项都关涉一个相应的力学向度。如果说前述“动因”已被表述为社区文化治理的牵引力，那么此议就是社区文化治理的“支撑力”，后者以社会赋能的普遍方式确保社区文化场域的有效运行，并以合力驱动场域的方式运行，从而能够吻合于特定社区文化治理集体意志的“牵引力”向度。 “牵引力”是社区自身的内生动力，它与来自外部社会的“支撑力”同样会产生合力。但本文的重心在于探讨“支撑力”的义项构成，本文的叙事基点主要立足于从社区文化治理的外部“支撑力”要素出发，探讨哪些社会要素可能成为支撑社区文化治理所在场域构成的有效“力点”，并且这些“力点”能够在场域建构的横截面位置形成“合生生成”效应以及这种效应的社区文化驱动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命题所指涉的也是这一社会存在的特定基本规律，“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⑥。某种意义上，我们讨论的“支撑力”向度及各影响因子，实际上也可以视作“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的产物，乔纳·乌让科维奇(Joanna Woronkcwicz)等人在《建设更好的艺术设施》一书中表明：“许多作为文化设施的现代建筑建设于特定的管涌期，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渴求相一致。那些对他们所在城市及所在社区拥有高度未来预期的人们建起了这些设施，亦如对他们自己的机构信心满满。”⑦但由于极其广泛的现场事态，不同社区的文化治理可能表现出过程与后果的疏离，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治理效果。社会合力的力学向度与影响因子不仅分类丰富而且分层纠缠，往往是常量与变量并存，其现实实践及效果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