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与“逻各斯”看中西文化精神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但交流互鉴必须以理解彼此之间的相异和相通之处为基础，而这又离不开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来说，一个首要的工作或许是确立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在这方面，张隆溪提出的“道与逻各斯”框架具有典型意义。自提出以来，“道与逻各斯”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中西比较模式，被广泛运用于中西诗学、文学、哲学以及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中。以“道与逻各斯”为框架对中西诗学文化进行比较，的确具有重大开拓性意义，但这一框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对此已有学者指出过，笔者也曾进行过批评分析，并提出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对中西语言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但多年过去，学界在中西文化比较基点问题上似乎并没有获得整体性推进，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当下语境出发，重新检视和探讨这一问题，看看“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诗学的比较基点，能否被整体地推进到中西文化比较领域，以更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视域，而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基点，可以让我们看到哪些新东西，它对于理解中西文化的同异、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神又有何意义？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是对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以“名”与“逻各斯”为比较基点的理据

      在中西诗学文化比较研究中，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中国的“道”才与西方的“逻各斯”具有可比性，“道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因此深入人心。但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找不到与“逻各斯”完全对等的概念，“道”与“逻各斯”是存在着深刻歧异的。“逻各斯”兼具“理性”与“言说”两义，而“理性”与“言说”之间是一体的，“逻各斯”作为最高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言说性本体。此外，在西方哲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逻各斯”不仅被理性化了，而且被神化了。《新约》中说：“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这个“言”也就是“逻各斯”[1]。言说、理性与神三位一体，共存于逻各斯之中，逻各斯便成了唯一的、绝对的、神圣的至高存在。在中国传统中，尤其是在道家视野中，“名”与“道”是对等的，但也是悖反的，道作为最高的哲学本体是非名言性的，哲学视野中的道尽管也具有一些神秘性，但它并没有像逻各斯那样被神化，生成万物的道是自然“混沌的虚无”，而不是神[2]，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反而是“名”而不是“道”。非名言性、非神圣化的道作为最高哲学本体，虽然与三位一体的逻各斯在地位上有相应的一面，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二者又是不对称的，实际上只有当我们把“名与道”结合起来时才能更好地与“逻各斯”相对应，如果一定要把“道”与“名”分开来与逻各斯相对比的话，“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

      “逻各斯”(logos)希腊语为“λoγo”，后来也以“lego”“legio”形式出现在拉丁语中。根据里德尔和斯科特(Liddell and Scott)的希腊辞典的早期版本，逻各斯的两个基本含义是“言说”(oratio)与“理性”(ratio)。在新版本中，被列出的主要词义有：(1)“捡拾、聚集、挑选”；(2)“数，计算”；(3)“言说，讲话”[3]。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个重要哲学家不涉及逻各斯问题的。根据海德格尔的考察，“希腊人没有语言这个词，他们把语言这种现象‘首先’理解为‘言谈’或‘话语’”，但由于“逻各斯”作为基本主张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哲学视野，“逻各斯”也就成为理解言谈及其构成的基本框架[4]。古希腊人不仅以逻各斯来理解言谈，实际上他们也把逻各斯“理解为”言谈，理解为具有一定规则并能予以表达的话语系统，后来它才演变为一个常用的多义词。英国哲学史家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中，曾总结出逻各斯的11种含义，包括“叙述”“话语”“原因、理由、论辩”“对应、关系、比例”“普遍的原则”“理性的能力”，等等[5]。但逻各斯最常用的意思还是指有声的“言说”，以及没有发出声音的内在话语即“思想”、“理性”或“思维”，只是在后来的使用中，西方哲学家越来越强调其“理性”内涵，忽视其“言说”含义。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曾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批判考察，提出“λoγo的基本含义是言谈”，只是这一基本意义“被后世哲学大量的随意的解释遮蔽掉了”。“λoγo被‘翻译’为(亦即一向被解释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或‘关系’。”[6]伽达默尔也提出，人们常以“理性”或“思想”来解释的“逻各斯”这个希腊词，其原初意义就是“语言”。“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实际上也就是指人是“能够思想、能够说话”的动物[7]。德里达把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概括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以“语音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来表述[8]，也是基于逻各斯的“言说”与“理性”两大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