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我国城乡发展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①，长期的生产要素错配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②。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不仅强调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优化配置，还关注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培育与配置。该意见为实现城乡要素公平有效配置和自主有序流动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出了总体要求。然而，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将政策导向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路径，还需要理论界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城乡要素配置市场二元格局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探索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城乡协同发展机制及其核心要素之间的协同机理，为提高要素质量以及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参考。 目前，学界对城乡要素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要素领域，对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的研究比较多。例如，在分析要素配置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张克俊等将阻碍我国城乡市场要素平等交换的主要因素概括为城乡要素权利不对等、城乡要素二元市场体系以及城乡要素收益分配不公平。③周传豹等基于对城乡要素收入转移量的测算，认为资本市场的转移是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土地市场的制度安排及其价格扭曲逐渐成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因素。④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协同机制方面，王阳主张应当全面推进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服务管理体系、法律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⑤陈坤秋等提出需要重塑土地市场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实现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滞碍作用向促进作用转变。⑥贾晋等认为需要在继续加大财政、金融支农等政策力度的同时，构建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农村吸引资本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⑦在城乡要素市场配置改革的实践路径方面，孔祥智等提出从盘活农村闲置资产资源、破除要素城乡区域流动障碍、强化农村产权保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方面深化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⑧李江涛等认为必须在城乡土地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两个方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放宽农地入市的限制。⑨刘运转等认为需要从制度和观念上消除劳动力市场“身份”分割的扭曲，促进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⑩目前，学界对新型要素的研究还不多，主要关注新型要素在农村的开放流动及价值实现。例如张国献主张通过完善城乡技术扩散传导机制以及构建城乡信息交流互动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11)刘永飞等认为农村产业化集聚与发展能够促进人才、技术、知识、资源集聚和回流，重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12)柏龙彪提出建立健全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发展制度和公共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机制，通过推进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均衡发展。(13)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传统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研究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对新型要素尤其是对统筹城乡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还不多。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匹配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发挥传统要素和新型要素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叠加效应，构建多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协同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 二、当前我国城乡要素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1.土地要素：城乡收益率与用益权面临新矛盾 当前我国城乡土地用益权和收益率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产业发展迎来全面转型和升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蒸蒸日上，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气等传统产业面临数字化改造升级，这些变化不断促进交易空间虚拟化、办公和居住空间集约化、生产空间集聚化，引发城市地区对生产、办公和居住土地的需求日益扩大，并与城市未开发土地普遍不足形成了供求矛盾。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土地因产权、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难以充分实现其市场价值，许多农村土地被闲置、抛荒，城乡土地的用益权和收益率差距进一步拉大。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发展，创新型人才加速在城市集聚，城市对实体空间的需求进一步扩张，城市土地供给稀缺性与需求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并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配置。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土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等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土地收益率的差距。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市场交易的频率，土地要素的交易也变得更加频繁便捷，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城乡土地要素的交易呈现明显反差。城市居民对自己所有的房产享有出租、出售、抵押、担保等权利，构成城市居民财产收入的重要方面，而农村居民仅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财产权，其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严格限制，房屋也无法享受出售、抵押、担保等权利，严重阻碍了农民通过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一反差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将进一步凸显，不利于创新要素向农村的集聚和发展。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调节，虽然短期内可以缓和局部供地矛盾，但也会积累更深层次的城乡矛盾。 2.劳动要素：城乡劳动报酬体系与社会保障机制面临新差距 在新一轮创新技术驱动发展下，相较于农业，工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优势明显，将进一步拉大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反映在城乡劳动所得上，城市劳动报酬与农村劳动报酬的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而且，与之相关的劳动保障制度机制也会因为人才素质的差距而形成落差。例如，农业的经营性收入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和其他工种，这种差距虽然在近几年促进转移性收入大幅增长的政策导向下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支持力量有限，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在城市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劳动报酬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收缩趋势。2013-2017年，我国农民的经营净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7.4%，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38.7%上升到40.9%。(14)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这从侧面反映了农业劳动者与非农劳动者的工资率存在落差，且差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导致农村劳动力单向外流趋势仍在持续。从长远看，这对农业用工、农民务农、农民增收都是一个巨大挑战。此外，城乡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加剧了上述落差趋势。以科技发展为例，创新技术发展产生的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集聚能够明显带动城市群集聚，产生空间效应，而且高素质人才在城市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升级发展。虽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数字乡村政策带动下服务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与城市横向对比，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仍面临扩大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公共资源配置方式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低保等多领域且短期内不会被彻底打破。比如，2007年城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为1.30∶1(乡村为1)，2016年这一比值为1.32∶1(乡村为1)，反映了城乡教育不均衡程度的上升；医疗方面，城乡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比从2007年的2.37∶1(农村为1)上升到2016年的2.54∶1(农村为1)，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仍然很大。(15)二是由于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基于城市常住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导致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而且在城市发展越来越智能化、数字化的今天，农民工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低、难以掌握现代化技术等原因，从事低端行业居多，在享受城市越来越多带有科技含量与技术操作性的社会福利方面常常处于弱势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