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地区家长进城陪读现象与日俱增。中国社科院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有36.8%的家庭存在陪读行为（赵婀娜，2017）。在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农村年轻父母进城陪读，不仅能优化家庭劳动力配置、提升经济收入，而且能够让子女享受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可谓一石二鸟，对他们来讲，生活和生产空间由农村转向城市能够带来诸多的便利与发展机会。然而，在一些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并不富足，导致为陪读而产生的家庭人员乡城流动给农村家庭带来极高的空间成本。为最大限度降低陪读的空间成本，许多家庭决定让家里的老人带着小孩到城镇租房陪读。受制于年龄、收入、文化、社会等条件，这些老人无法像年轻人一样扎根城市，对城市而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过客”。但是，他们会在陪读所在的城市度过3—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过客”身份以及该身份背后的社会资本的匮乏使得陪读老人不得不面对新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正如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产生》一书中指出，“自然、自然的或物理的空间是社会空间的初始基础”（Lefebvre，1991：402），布迪厄在其《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一文中表示“任何社会空间都具有一定的地理学基础”（Bourdieu，1989）。因此，陪读老人在陪读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单单是陌生的物理和地理空间，他们还需面对更新的社会空间的挑战。从农村到城镇，对于陪读老人，我们不禁要问：新的社会空间对老年陪读群体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与非老年陪读群体的共性与差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不过，行动者在新的空间中的处境并不是完全悲观的。正如列氏指出“（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产物”（Lefebvre，1991：26），既然社会空间可被建构，那么老年陪读者们是否也建构了一种别样的社会空间，以此来应对空间的困境？ （二）文献综述 回顾以往文献，专门研究陪读老人的并不多。对于陪读现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供了对陪读的见解。 第一，社会问题视角。该视角将陪读现象看作社会问题，进而分析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呈现的特征及带来的影响。张海洋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寄宿学校数量和质量问题、人才需求和城乡差别等是陪读现象出现的原因（张海洋，2012）。也有学者对陪读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认为社会流动和就业压力是深层原因；教育资源不平衡、教育制度弊端及学校管理问题是直接原因；父母溺爱孩子和家庭条件的许可是推动力（高玉华，2009）。在此基础上，王晓慧将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迁型、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被迫型和祈求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主动型三类（王晓慧，2011）。在陪读功能上，许加明认为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出现虽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更多，如拉大城乡差距、加重阶层固化、推高城市物价、瓦解乡村社会、恶化家庭关系、阻滞中小学生社会化进程等（许加明，2018）。有学者专门分析了家长随迁型陪读所带来的影响，认为这种类型的陪读对家庭、学生个人以及学校均产生不利影响（王莉等，2013）。庞晓鹏等发现，相对于其他经济水平的家庭，低经济水平家庭租房陪读概率最高，这些家庭所付出的陪读成本更高（庞晓鹏等，2017）。该视角的不足主要是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更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内容缺乏深度。 第二，社会适应视角。该视角主要关注陪读者的城市适应。李红丹发现，农村陪读家长进城后会经历角色适应、角色分化及角色认同三个阶段。初期，陪读家长基于差序格局会形成陪读小社会以适应环境变化，而后会打破地缘和血缘界限，形成趣缘和业缘群体，最后表现出现代人际交往的特征（李红丹，2008）。张彩燕等发现陪读者通过职业再社会化，实现经济上的适应；通过社会交往、理性消费及休闲娱乐的变化逐渐实现生活上的适应；为适应新环境进行教育观念的继续社会化。但陪读群体也面临惯习、惯习滞后和角色冲突等适应困境（张彩燕，张联社，2017）。何影和田毅鹏发现离乡的陪读家长会经历角色转变、城市感知、城市认同期等演化，他们的城市适应受家庭、个人及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何影，田毅鹏，2018）。此外，也有研究者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了陪读家长的城市适应问题，以及一些家长陪读结束后的再适应问题（陈锋，梁伟，2015）。该视角对非老年陪读群体的市民化过程、阶段和风险分析提供了帮助，而面对老年陪读者，该视角是否能够很好的解释有待观察。 第三，女性主义与婚姻家庭视角。这两个视角专门关注农村陪读母亲群体产生的原因及影响。郑燕娜采用女性主义视角，认为个人心理因素、传统观念和男女分工模式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女性陪读行为，这削弱了她们的工作动力，抑制了她们的自我实现意愿（郑燕娜，2007）。而冯小认为，陪读是当前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年轻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与享受闲暇的一种积极行为，也是婚姻优势条件下年轻媳妇在家庭权力与资源支配处于主导性地位的结果（冯小，2017）。田北海和黄政认为，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由于单纯强调个体的理性主义，在原因解析与社会实况间存在偏差，他们更应该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应该把家庭的维度考虑进来，在此基础上，他们基于家庭中成员的陪读优势以及家庭利他主义视角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发现家庭中母亲相比父亲和祖辈有更大的子女教育优势，而且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田北海，黄政，2019）。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和家庭内部分工理论为分析农村陪读女性的出现提供了分析视角。但如果进行其他陪读群体的研究，以上两个视角则无法发挥作用。并且，无论女性视角还是家庭视角，在陪读原因的解析上局限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讨论，不利于发现陪读问题宏观层面的缘由。 第四，资源传递与阶层流动期望视角。雷望红将陪读行为看成一种农村家庭为阶层流动而做出的风险投资行为，其中存在非常多的隐患（雷望红，2018）。而王欣和卢春天认为，陪读并不单纯是投资行为，而是一种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家庭资源传递行为，该行为也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个体层面，如果陪读双方都无法快速融入学习和生活，会极有可能造成“双输”结果；家庭层面，呈现出弱势家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社会层面，陪读的蔓延促使家庭教育投资的“剧场效应”，进一步加剧各阶层间的不平等（王欣、卢春天，2019）。该视角只适用于分析主动型陪读，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被迫型陪读，尤其是隔代陪读现象更是如此，家长并没有强烈的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隔代陪读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