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2020年4月以来，笔者开展了一项新冠疫情对月嫂流动生计影响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疫情期间，雇主为降低雇佣月嫂的健康安全风险，会详细询问月嫂的流动经历、住宿情况、社会交往情况，叮嘱月嫂上户前不要乱跑，做好个人防护；随着核酸检测普及化，越来越多的雇主要求月嫂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结果才能上户。为了让雇主放心，月嫂们会时不时地跟雇主报备自己的行踪，将自己的隔离证明、健康码、核酸检测证明甚至上一户雇主所在社区居委会给开的在京居住证明等材料发给雇主看。但是，很少有月嫂在工作订单面试中或者在上户前询问雇主家庭有关疫情防控方面的情况，更不用说让雇主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之类的健康材料。显然，在雇佣双方的健康状况确认过程中，雇主一方处于询问、检查、确认的角色，月嫂一方处于回答、被检查、被确认的角色，雇佣双方的权力关系在健康风险消除过程中得以实践和再生产。从健康知情权角度来看，雇主与月嫂对彼此的健康信息知晓情况明显是不对称的。 实际上，大多数月嫂十分在意疫情期间的健康安全，甚至部分月嫂因为担心疫情安全而主动退掉了工作订单，那么她们为什么不主动询问雇主家庭与疫情健康安全相关的信息呢？在访谈中，多数月嫂告诉笔者，只有雇主有权力询问她们此类问题，她们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询问雇主或者对雇主提出要求，那样会令雇主不高兴，她们很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机会。 对于属于私人服务（personal services）的家政工作（Reich，1991）来说，如果说疫情健康安全是特殊情况下的议题，那么，对于非疫情的健康安全问题，比如传染性疾病，月嫂与雇主之间的知情情况是否也是不对称的？月嫂在日常照料劳动过程中又是如何应对传染性疾病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梳理 在家政服务行业，除了小部分家政公司实施员工制外，大部分家政女工与家政公司之间是中介关系，家政女工的权益不受劳动法保护（周桂兰、刘庆志，2010；马各，2015；赵杨，2018）。作为非正规就业方式，家政女工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公共政策的制度供给乏力、家政公司的社会责任缺失、社会保障不足等多重问题（张琳、杨毅，2018）。 除了制度性歧视之外，家政女工与雇主之间不平等的雇佣关系还深受父权制和传统性别文化图式影响。市场外包的家政服务实际上复制了父权制结构下照顾的性别分工（蓝佩嘉，2011）。社会通常贬低市场化照顾工作的专业技能和身心劳动，强调照顾工作中的道德和情感特质，导致此类工作的薪资水平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吴心越，2019）。有研究发现，培训公司通过将家政女工的劳动者身份置换成性别身份，从而将雇佣关系矛盾转变成家庭矛盾（苏熠慧、倪安妮，2016）。 另外，诸多研究指出，家政工作往往涉及性别、阶层、族群等多重范畴交叉（intersectionality），导致家政女工遭受多重社会不平等（Christian & Namaganda，2018；Bernardino-Costa，2014；苏熠慧，2016；蓝佩嘉，2011）。雇佣双方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家政女工被雇主对象化和商品化，容易遭受雇主侵害（Shahvisi，2018）。 不平等的雇佣关系、“肮脏的工作”（dirty-work）以及“后台劳动”（backroom jobs）的隐蔽性，使家政女工的健康状况堪忧，例如身体虐待、性侵害，切割伤，繁重的照顾工作导致的肌肉酸痛，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精神疾病（如情绪障碍、神经质）以及传染性疾病（如肠道寄生虫病）等（Malhotra et al.，2013）。一项对马来西亚的柬埔寨籍家政女工的调查发现，这些外来家政女工中将近50%经历过身体或心理虐待，并且她们通常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服务（Human Rights Watch，2011）。对香港的菲佣和印尼家政女工的调查发现，她们当中超过60%的人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Lau et al.，2009）。另一项对加拿大菲佣的调查显示，54%被访菲佣报告了后背疼、割伤、肌肉酸痛和烧伤，51%报告工作过程中出现过过敏反应、感染传染病等（Hanley et al.，2010）。对沙特阿拉伯的外籍家政女工的调查表明，她们当中31.3%的人感染了寄生虫（Abahussain，2005）。对北京和济南家政工人的问卷调查显示，她们的精神健康、慢性病和工伤状况比较严重（萨支红、张梦吉等，2020）。 家政女工的健康状况之所以如此糟糕，从劳动本身来看，一个原因是家政女工工作环境糟糕（例如暴露在有害化学物质中、语言障碍），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例如工作量过大、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单调枯燥），还有一个原因是雇主对家政女工的压迫和剥削（例如虐待、限制女工行动自由、没有提供独立卧室、拖欠女工工资、拒绝女工休假）（萨支红、张梦吉等，2020；张路军，2019；Ahonen et al.，2010；Wong，2010；Huang & Yeoh，2007）。 但是从家政工作的外部环境来看，导致家政女工遭遇一系列的工作场所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家政服务是一个“灰色市场”（gray market），作为非正规就业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她们难以获得法律保护，另外，人们在观念中往往并不把家庭当作是工作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家政女工的工作健康风险被忽视（杨书，2008；Theodore，Gutelius & Burnham，2019）。另外，家政女工往往是独自上户工作，不像其他行业的工作有同事一起，导致她们在遇到问题时难以获得同伴支持（杨书，2008；Bernhardt et al.，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