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确定性与群体心理研究 2020年1月“新冠”病毒迅速传播，肆虐全球，随后全球很多国家封城锁国，“新冠”成为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头等全球危机。“新冠”病毒的传播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全球化式微、贸易中止、全球供应链断裂、旅行、留学等全球性行业衰退、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等。这种不确定性也带来特有的群体性心理表现，例如群际攻击和国际关系冲突——海外诸国发生的仇视华人和对亚洲人的群际攻击，欧美诸国BLM（Black Life Matter）抗议运动，美国对华贸易、科技及企业制裁等。同时，“新冠”传播期间也出现另一特殊现象——总统支持率反弹效应（president approval rally effect）：美国民调显示，在各国新冠初发期，美国民众对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盖洛普（Gallup）调查指出，美国自2020年3月12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禁足令之后，3月中下旬的民调显示，人们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49%，达到历史最高峰。盖洛普公司指出这一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例如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的民调支持率增加了35个百分点。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总统支持率反弹效应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当下特朗普都发生过，在危机时刻总统支持率平均都会增加10个百分点（Jones，2020）。 2020年5月25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Minneapolis）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用膝盖压在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颈部长达8分46秒之久导致弗洛伊德死亡。这一事件点燃了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怒火，随后在美国2000个大小城镇掀起了由多族群参加的声势浩大的BLM抗议游行。抗议活动波及世界多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以反抗黑人在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中遭遇的系统性歧视（system discrimination）。这一爆发在“新冠”病毒全球危机中的种族抗议似乎为不确定性情境中群体认同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和印证过程，新冠肆虐的全球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同时出现的群际冲突、民粹主义高涨、去全球化倾向等社会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角度进一步解读。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贝克曾经用“风险社会”来描绘社会转型中人们遭遇的诸多不确定性（贝克，2004）。社会心理学家豪格（Hogg）指出，在技术变革、社会文化与社会规范变迁、安全感缺乏的社会环境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容易导致种族对抗和群体性事件，强化人们对极端性、激进的社会团体的认同（Hogg，2012：62-80）。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在社会急剧变迁、核军备竞赛、冷战威胁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被前所未有的种族骚乱和反战示威运动席卷，青年群体被极端的反文化运动、宗教邪教和激进的政治组织吸引；同时，在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们会倾向于支持威权性、专制性领导权威，而拒绝民主、协商与讨论（Hogg，Kruglanski & Van den Bos，2013：407-418）。最近的一项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追踪研究指出，在经济低迷的年代中不确定性认知是导致个体偏好集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中间心理机制（Bianchi，2016：567-584）。 从实证研究角度对“不确定性”进行操作化定义，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不确定性情境（uncertain context）；二是作为人们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认知（uncertainty cognition）。不确定性可能是由具体的社会情境引发，例如人口流动、社会流动，也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心态变量中，例如不公平感、不信任、消极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变迁导致的不确定性认知（杨宜音，2015：1-5；王俊秀，2015：1-15，2016：15-21）。因此，不确定性心理研究有助于探讨宏观社会环境如何对影响个体或群体心理过程，拓展社会心理学在关照社会现实问题中的解释力，从而连接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如风险社会、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 社会心理学领域有较多研究探讨不确定性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例如有研究从动机角度提出感受到的焦虑不确定性将会导致人们反应性的驱动动机（Reactive Approach Motivation，RAM）（McGregor et al.，2010：133-147）；范.登.博斯（Van den Bos）指出不确定情境将激发人们的不公平感和对所信奉价值观的维护（Van den Bos，2001：931，2009：185-209）；豪格探讨自我不确定对个人心理行为的影响等（Hogg，2014：338-342）。近年来从群体视角进行探讨的不确定性心理研究（McGregor，Nash & Prentice，2010：148-161；McGregor，Prentice & Nash，2013：537-563）也越来越多，但总体来看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还倾向于探讨不确定性情境与群体行为的相关性，缺少从群体心理视角进行因果性研究，尤其是缺少探讨从不确定性情境到群体心理行为的中间心理机制的研究。 在全球化的后疫情时期，从群体等宏观层面探讨不确定性对人们心理特殊影响具有现实需求。许多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如果能从群体心理研究的角度进行梳理，理解不确定性带来的群体心理结果，将会对于理解宏观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心理学对现实社会情境的解释，具有一定学科意义。本文将从群体心理学角度，结合近年来群体心理学前沿研究，包括社会认同研究范式，尝试整理出相关线索和框架，探讨在群体层面上不确定性社会情境如何激发出极端群体心理行为的过程。本文思路表述如下：首先，全球性的风险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出现，激发人们减少自我不确定性的心理动机（Hogg，2007：69-126）；其次，个人将在身份认同的三个典型心理过程（社会类别化、形成内群体认同与积极区隔）中获得特定的身份认同，使不确定性减弱，同时表现出追寻实体性群体、追随威权式领导（authoritarian leaders）和寻求外部补偿控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极端主义个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