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与巨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两性角色的认知，也吸引了学者对性别观念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的关注（吴小英，2009；顾辉，2013；刘爱玉、佟新，2014；许琪，2016；杨菊华等，2014；杨菊华、杜声红，2017；吴利娟，2017；卿石松，2018，2019）。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大量女性因企业改制而“下岗”和“转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传统性别观念逐渐再现，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谈资话料，而且成为学术研究的严肃议题。这一情况折射出传统性别观念并未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式微，反而成为日益彰显的社会现实，颇为令人深思。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不仅会影响女性的择偶取向（Croft et al.，2020）、婚姻质量（Li et al.，2020）、职业成就（He & Zhou，2018）和经济收入（卿石松，2019），也会影响性别平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其他重要领域（刘爱玉、佟新，2014）。 对性别观念的变迁分析，学者们主要是依据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性别现代化理论（刘爱玉、佟新，2014）。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现代性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和信息传播而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社会规范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新型价值观念。性别观念随着平等意识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即由传统的男尊女卑逐渐转变为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然而，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信息传播似乎并未使性别观念变得更为平等，反而诱发了传统意识的回归（杨菊华等，2014；许琪，2016）。有鉴于此，对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标志着传统性别观念的议题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女性的性别观念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文化传统之中。传统中国“三从四德”的父权文化，使女性很难通过“干得好”来获得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嫁得好”是女性获得上向流动（或避免下向流动）的主要途径，且这一途径又受到社会制度与国家法律的规制（陈顾远，2013），致使女性依附于男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妇女解放运动，对传统父权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大量妇女进入劳务市场（金一缸，2006；Qian&Li，2020），女性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向流动，而不需完全依附男性，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也大为增强。但近四十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女性在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遇和婚姻自主的同时，也在“性别式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使得女性“干得好”的概率大大低于男性，同时使“嫁得好”成为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从而诱发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本文着重探讨社会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方向和力度如何？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性别观念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侧重于对这一观念进行现状描述和变迁分析，如李明欢使用2000年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广东省女性赞同这种性别观念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李明欢，2004）；杨菊华、杜声红分析了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三期数据，研究发现，与2000年相比，女性在2010年赞同这一观点的比例上升到49.4%，上升了10.5个百分点（男性持赞同观点的比例从33.2%上升到42.8%），意味着性别观念在向传统回溯（杨菊华、杜声红，2017）。教育水平对性别观念有明显的影响。2000年，仅受过小学教育的受访者中有43%的人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中持赞同态度者仅占27%，两者的差距为16个百分点。2010年，这一反差更为明显，分别为55.6%和35.2%，即两者的差距增加到20.4个百分点。即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中，传统性别观念也在回归。许琪使用相同数据，发现传统观念的回潮是一个普遍现象，且年轻世代、女性、农村居民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回归速度更快（许琪，2016）。 第二类研究侧重分析这一观念中“好”字的内涵并对该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杨菊华、杜声红认为，“干得好”指职业地位较高和事业较为成功；而“嫁得好”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客观物质层面，主要指夫家物质条件好；二是主观精神层面，即拥有平等的两性关系，夫妻恩爱、感情融洽，但客观物质层面仍然是基础性的指标（杨菊华、杜声红，2017）。吴利娟对两种好做了话语分析，认为“嫁得好”既包括地位获得（即婚姻对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意义），又包括情感满足（即女性在婚姻中获得关爱），因此认为女性赞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实属情理之中，干得好并非嫁得好（家庭幸福）的天敌（吴利娟，2017）。绝大多数女性诚然希望既干得好又嫁得好，但倘若两者必居其一，即必须放弃事业才能获得幸福，那么这种选择既折射出社会的不公，又表现了对传统的无奈顺从。此外，学者们还指出，我们不能仅仅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作为因变量，也要把它作为自变量，即分析这一观念的影响作用（杨菊华、杜声红，2017）。有鉴于此，陈蒙使用CGSS2003-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干得好”与“嫁得好”对女性幸福感的作用，发现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女性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更能提升女性的幸福感，对处于劣势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来说尤为明显（Chen，2018）。透过“嫁得好”的情感面纱，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要素是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希冀找到一位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好、同时又对自己关爱备至、体贴入微的丈夫。因此，“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所蕴含的深层意涵，是“干”与“嫁”两者中哪一种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