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青年学生引介社会学问题有待研究 中国社会学的兴起与成长肇始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对社会学知识的引进。作为社会学知识的引介者与传播者，他们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载体和媒介，作用不可忽视。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学的萌芽阶段，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是西方社会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两条主要渠道，但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尚未系统建立，社会学知识的引入主要靠知识精英对西方社会学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其中，留学生的贡献巨大，康宝忠、朱友渔等人，以救国强民为目的，系统学习西方社会学知识，介绍西方社会学专著，推进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学科化、专门化（刘洪英，2001；陈新华，2009：85）。西方学者、传教士在这个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葛学溥、步济时等传教士在传教和办学过程中，将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建立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阎明，2010：9）。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家将社会学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知识宝库，只是这种论述以政治目的为主，相对淡化了社会学的学理色彩（韩明谟，1987：10；陈旭麓，1984）。 引进主体的多元化已为学界所熟知，但新式学堂青年学生在其中的作用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社会学传入我国的历史进程中，新式学堂①的青年学生也是重要的引介纽带。青年学生群体的崛起既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教育体系传入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自我调节与振兴的产物，在推动社会变迁、融合中西文化等方面，他们常常起着先锋与桥梁的作用。20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新式学堂取得长足发展。自1902年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颁布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新式学堂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12年的2933387人（桑兵，1995：2；王燕来，2010）。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中心，拥有国内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成为青年学生汇聚的大本营。青年学生的基本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求知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高度的行动力，一旦达成共同的理想诉求和行动意愿，就很容易组织起来结成团体。辛亥革命的失败为北京青年学生提供了组织起来，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契机。面对复杂混乱的京师局势，日趋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秉持特有的社会关怀，积极学习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又自觉组织起来运用它们应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北京社会实进会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北京社会实进会（Peking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Club）活跃于1912年至1920年间，致力于社会服务与社会研究，会员大都来自北京及北京附近的大学及高等学校。尽管社会学界认为，它是最早传播社会学的学生团体，在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方面都有开创之功（韩明谟，1987：58；杨雅彬，2001：69；彭秀良，2010：5），五四时期它还创办了我国第一部社会学专刊——《新社会》（阎明，2010：14），但是对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研究并不多，对它的历史贡献也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根据现有材料，北京社会实进会应是高等院校青年学生以组织形式引介和传播社会学的开端，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之时（1912年），国内并无其他同样性质的青年学生团体（耿济之，1919a）。当时引介社会学知识的教学机构也不多，仅有少量的教会学校，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08年）等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北京地区京师法政学堂（1906年）等高校的课程列表中虽有社会学课程列目，但是否实际开设却存疑。直到1916年秋，北京地区才有章太炎的弟子康宝忠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班的明确记载，但这明显晚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成立和活动时间。同时，在1919年《新社会》创刊前后，虽有一些青年学生已经在《清华周刊》《北京大学日刊》②等报刊上撰文引介社会学知识，但文章相对零散，内容也大多限于社会学的基本内容辨析或课程简记，并未有介绍社会学知识的专刊出现。由此可见，北京社会实进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该社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有鉴于此，本研究在整理北京社会实进会的相关档案③、报刊、会员回忆录及传记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还原北京社会实进会引进、传播社会学知识的基本过程，深化对中国社会学发生、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解。 二、社会服务与社会改良：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早期实践 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青年学生关心的内容逐渐由国家生存、民族发展等政治议题扩展到社会发展与转型议题，国民性、社会公德、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进步、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等问题都引起他们的关注。北京社会实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912年夏秋，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北京部分学生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组建一个有系统、有规模的社团，将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共同为社会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同年10月，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的联合下，来自北京3所教会学校和3所国立学校的40余名学生筹备组建了北京社会实进会④。1914年6月，北京社会实进会获得国民政府内务部的批准，正式成为一个合法的社会服务组织。会员有北京大学、明德大学、民国大学、汇文大学、清华学校、高等师范、税务学校、协和医学、协和道学、法政专门、俄文学校等各高校的学生两百余人。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成立与辛亥革命失败后青年学生的反思与觉醒直接相关。他们从“民主共和”的美好愿景中清醒过来，意识到“我国政体虽经改革，而社会情态依然”⑤，国家政体变革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成为青年学生的目标。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之风，也与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运动有关。几十年来，士绅、商人、学者、留学生群体为救亡图存纷纷结社，俨然在过去的国家与家族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处于这种潮流之中，北京社会实进会的青年学生们当然深受影响，他们强调“国家之盛衰，全以人民为转移。盖阅人而成社会，积社会而成国家。唯此社会一般人之动作，实有左右国家之力，而为其运转之总枢”⑥。社会是由人自觉汇集而成的共同体，将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聚集起来就成为理想的现代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