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无论是此前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设，还是新近要求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都与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文藻先生作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探索进程中的代表性学人，不仅大力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建设中国的比较社会学，而且积极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是梳理学科脉络、清整学科传统不能忽略的关键节点。 一、吴文藻倡导中国化的动因、主张及其影响 在吴文藻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社会学落地中国已经将近三十年了。然而吴文藻却发现，中国高校的社会学专业教育仍旧存在较为严重的弊病，不仅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就连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很少有人能够把它结合在教学和科研之中（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198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吴文藻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并倡导进行实地调查、开展社区研究，以此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在1940年的“社会学丛刊”系列图书的总序中，吴文藻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主张。 吴文藻首先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弊端与缺陷。一方面，“食洋不化”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突出弊端。吴文藻指出，中国的社会学教育一开始由外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中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授课内容多用外国材料，偶尔使用本国材料；进而由中国人用中国文字讲述中国材料，但是有人还是将特殊研究混同于社会学。总而言之，“当此期间，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吴文藻，2010：3）。也就是说，社会学虽然在形式上显示出某些中国色彩，但是本质上仍旧“食洋不化”，是与中国社会实际格格不入的外来货。另一方面，“偏执误信”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严重缺陷。吴文藻认为，当时风行天下的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本来是中国科学进步的重要象征，然而中国学者在搜集事实、尊重事实的信条背后却是“偏执误信”，将测量当作科学的唯一属性，误以为测量是万能的，甚而否认理论假设在社会调查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必须抛弃理论前见，头脑一片空白实施实地调查以保持所谓的科学性。其实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严重误解，“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吴文藻，2010：3-4）。 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这一不良境遇与状况，促使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吴文藻，1982）。换言之，当时的社会学专业教育照搬照抄、简单移植国外社会学，造成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是吴文藻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宏观缘由，而当时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误解科学精神、误会科学测量，则是吴文藻确定社会学中国化立场的直接诱因。那么，何以实施社会学的中国化探索？又何以判断国外社会学最终可以“化成”中国社会学？吴文藻提出：“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把理论和事实糅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2010：4） 这一社会学中国化思路的核心要旨是“假设/理论+实地证验/事实”。在吴文藻看来，西方社会学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理论与事实。理论与事实既可以独立分离，也可能互构共契。由此，吴文藻有破也有立，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实为突出本土事实的重要性，批评迷信调查统计，则是强调理论假设的优先性，所以“假设/理论+实地证验/事实”模型，乃是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的互构共契，二者相结合形成的“新综合”是西方社会学“化成”中国社会学的枢纽和标志。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曾兴起一场持续时间久、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运动（阎明，2010：84）。社会调查的宗旨是描述事实、改良社会，而吴文藻供职的燕京大学是开展社会调查的重镇。吴文藻虽然对社会调查颇有微词，但是并不否认调查对于把握社会事实的积极作用（吴文藻，2010：435）。吴文藻认为，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互构共契形成的“新综合”，其事实需要通过调查才能予以揭示，而调查是离不开理论或假设的指引的。调查旨在呈现社会事实本毋庸赘言，因此，吴文藻在此特别强调理论或假设在实地调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文藻并未阐述为何实地调查必须要有理论准备和命题假设，不过我们可以从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之实践与反思，来把握理论或假设在实地调查中的决定性意义。费孝通曾以切身体会揭示了“头脑空白进入调查田野”的弊病。费孝通一度认为，实地研究只求事实而不需理论，所以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尽量避免理论发挥。此后江村调查也是本着“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摄影”的理念。费孝通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方法论成见存在严重缺陷，“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拒斥理论使《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也让费孝通在写作《江村经济》一书时倍感苦恼，深切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费孝通，1999a：224）。因此，实地调查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必须带着问题或假设进行有目的的信息搜集。不带任何理论前见，没有任何事理预设，就会使实地调查茫无头绪、漫无目的，尤其是在时间有限的实地调查中，各种信息蜂拥而来却无从做出甄选，难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当然就无所调查、无从研究，费时耗力而事倍功半。 然而理论前见和问题假设可能会先入为主，影响调查的客观性，所以吴文藻强调“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意在将理论的影响作用限定在一个恰切的范围之内，即理论假设只是调查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它是否能够准确认识实际事实，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解释效力，最终还需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一方面，理论假设作为前认知结构，引导着研究者对经验事实的分析判断，即是“理论符合事实”；另一方面，当经验事实溢出既有理论的解释范围，则需要根据经验事实修订完善既有理论，即是“事实启发理论”。通过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相互校验、交互建构之后形成的“新综合”，超越了作为认知前提的既有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就达成一种双赢效果：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指导下有效认识中国事实，在中国事实的检验下升华既有社会学理论，如此也就初步实现了“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除了“假设/理论+实地证验/事实”这一核心要件，社会学专业人才则是彻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在吴文藻看来，能够胜任这一要求的本土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理论与经验并重的方法论立场和眼界，具有独立进行社会学科研的专业能力。吴文藻凭借良好的海外关系，积极推行“请进来，派出去”的人才培养方略，邀请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名家来华讲学，并连续推荐多名优秀学生到国外留学进修。此举培养了一批专业骨干人才，并最终造就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学之燕京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