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成稿于1922年，发表于1924年，并在1927年扩充成书出版，1929年再版。众所周知，该研究在当时即已成为名作。诸如梁启超先生的评语，闻一多先生专为画作的事情，都早已成为学林美谈。在这一作品出版之后，潘先生一直都念念不忘，多次提及，可见该研究对于他本人的重要程度。不过，正如凌鹏在关于这一研究的文献综述中所发现的那样，在其发表之后，时至今日，除了潘先生本人的后续工作以外，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乎没有进一步理解和分析与“冯小青”案例相关的研究，反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冯小青”这一主题及其相关作品一直都存在着明晰的兴趣（凌鹏，2019）。事实上，凌鹏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中国文学传统。他从其中的“香草美人”传统在明清之际的倒转这一现象出发，结合中国文学传统里的资源，对于以冯小青为代表的“佳人薄命”这一现象进行了一番颇有文学意味的探讨。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于该文本的探讨则显得更为多样。例如，李澜澜的研究集中在“冯小青”所代表的中国明清之际的“至情”传统以及“性别视野”的议题（李澜澜，2010，2013）；姚云帆从福柯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于潘先生这一文本以及闻一多先生的画像的分析，探讨了潘先生理论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姚云帆，2012）；张春田同样是从福柯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冯小青”相关文本的演变历史，确定了潘先生的这一研究在其中所具有的“石破天惊”的知识生产范式转变，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生产工程（张春田，2011）。与这些工作相比，本文试图从潘先生本人的早期思想进展出发，从思想研究的角度来重返这一文本，以发掘这一研究对于潘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所追问的问题首先集中于：“冯小青研究”对于潘先生具有何种意义？他为何要写作冯小青这一文本，并在1922至1927年间修改、增补与再版，以及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对其念念不忘？ 本文将集中于潘先生本人的作品，从梳理作者本人的思想历程和文本本身入手，以寻求相关线索。在这其中，有一部分线索与写作缘由相关，有一部分则与其成文的直接和间接背景相关。 一、潘先生思想历程中的“冯小青” 从潘先生早期发表的作品来看，“冯小青”一文堪称他在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与毕生研究的起点。从《潘光旦文集》中的收录作品可知，从1914年起至1922年，潘先生在“冯小青”一文之前所发表的学术性作品，只有1919年的《学术一大敌——成见》一文（潘光旦，1919/2000：11-14）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潘先生在学术上初窥门径的体悟，也可以看作是“冯小青研究”的思想准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讨论了三种学术研究的成见，分别是来自于“习惯”“执拗”和“自足”的成见，并将“成见”视为中国学术乃至社会进步的天敌。这一立场已经表明了他在“冯小青”一文中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资源来从事学术研究的迹象。 在1922年完成“冯小青考”一文后，对于冯小青的继续思考可以说贯穿了潘先生的毕生。除了1927年和1929年的扩充再版以外，他在1934年发表了《小青考证补录》，搜集整理了1929年之后在阅读中所获得的冯小青案例相关线索（潘光旦，1934a/2000：582-592）。在这个“补录”开始，潘先生做了一番说明，称从1927年“冯小青”出版单行本到1934年之间，“迄今又忽忽七年矣。兹七年中，阅读偶有所获，辙加录存，所积亦复不少”（潘光旦，1934a/2000：582）。这一段文字足以说明潘先生一直都对“冯小青”主题非常关心。这一点还可以在其他文章中找到证据。例如，从他在1928年的《中国家庭之间题》和在1932年的《恋爱纠谬》中两度引用“冯小青”研究中的大段文字可以看出，潘先生对于这一主题的思考一直都没有中断（潘光旦，1928/2000：193；1932/2000：405-06）。在1935年，他又发表了《书“冯小青全集”后》一文，对所发现的一部手抄本《冯小青全集》做了一番考证，证实其为伪作（潘光旦，1935/2000：62-71）。时至1941年，在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的“译者前言”和多个长篇幅译者注中，尤其是在其中“自恋”一节的译者注中，潘先生再度讨论了中国文化中的自恋现象，当然也专门提到了“冯小青研究”，并对这一案例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就“自恋”这一主题而言，冯小青这个案例“据译者读书所及，恐怕是见诸载籍的最早的一例，也无疑是最典雅的一例，其在心理学上的价值，也当在四十年来西洋所著录的许多例子之上”（潘光旦，1941/2000b：384）。评价之高，以至于潘先生一直都想将其翻译为英文发表，以求与西方心理学家们切磋讨论。 综上所述，纵观潘先生毕生的学问历程，“冯小青”一文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许多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冯小青”这个主题，然而却和该主题有着明显的关系。正如姚云帆通过对“冯小青”及潘先生前期文本的细致分析所发现的那样，这一文本以及潘先生在文本中对于冯小青故事真伪考与理论形象的处理，是服从于潘先生早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判断以及想要努力去建构的中国现代女性形象的优生学总体目标的（姚云帆，2012）。在1934年完成的著名研究《中国伶人之血缘之研究》中，潘先生几乎延续了同样的研究兴趣和结构。虽然“冯小青”并非“伶人”，然而在思考的主题、考证的方式和研究的思路等方面，都非常类似。而在1929年之后，潘先生所翻译的霭理士《性的教育》《性的道德》和《性的心理学》等几部著作，都与该作品有着密切的在个人兴趣上的关系。在《性心理学》一书的《译者序》中，潘先生专门提到“冯小青”一文，言明在接触精神分析理论之前，他首先在清华读到的是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只不过在这一霭理士的著作中，他并未见到与“影恋”相关的主题。所以，在“冯小青”一文中所借用的理论，实际上“和霭理士没有关系”（潘光旦，1941a/2000：206）。当然，在霭理士关于自恋的研究发表以后，“译者也曾把霭氏的理论和小青的实例彼此参证，倒也没有发见什么抵触就是了”（潘光旦，1941a/2000：206）。在这篇序言中，潘先生也明确说，他在“冯小青”一文中所使用的弗洛伊德理论，来自《精神分析导论》一书。在总体上，他对于冯小青的研究兴趣，来自他对于“性”这个议题的兴趣，而在思路上，则并无太多“古今中西”之分，只是觉得理论与案例相吻合，仅此而已：在阅读弗洛伊德作品的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现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弗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潘光旦，1941a/200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