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6-0181-10 沦陷区研究正在成为抗日战争史的热点。除了比较传统的论题，如日伪的经济侵略、伪政权(包括重要的日伪头面人物)和文化侵略外，有关沦陷城市的日常生活等，也正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①本文的关注点是沦陷区城市日本占领军的文化侵略问题，尤其是日军利用宗教进行“宣抚”的真相问题。对此论题，学者们的焦点大都集中于宏观概述日本宗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战争行径或战争责任，或者在研究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时论及宗教侵略。相对而言，对于日军如何通过宣抚班、随军僧等控制、扶植、指导沦陷区的宗教组织，如基督教会、佛教组织等，冠以中日宗教联盟、日华佛教联盟等名号，进行宗教侵略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多。② 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佛教自古昌盛，丛林高僧辈出，日本与杭州佛教交流源远流长。日军侵略杭州期间，为有效控制杭城，日军特务机关、驻杭州领事馆和随军僧等扶植杭州日华佛教会，宣扬所谓“中日亲善、东亚和平”等以消弭杭州民众的抵抗心理，并举办日语学校，从事难民“救济”、利用佛教节日祭祀招魂等，成为日军在杭17个“宣抚班”之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除了尘空的回忆文章外，尚无专题论述，相关研究也仅只言片语。③ 近90年来，对沦陷区诸如杭州日华佛教会等日军“宣抚机构”的研究如此欠缺，根本原因在基本史料缺乏，学者无从构建日军利用佛教“宣抚”的基本史实。实际上，沦陷区“伪报刊”中有大量此题材的史料，如果运用得当，大致可以梳理出日伪宗教宣抚的基本轮廓。本文拟利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刊登的日方佛教“宣抚”档案、伪《新浙江日报》、《杭州新报》、杭州日华佛教会创办的《晨钟》杂志等，对沦陷初期杭州日华佛教会的活动做一初步梳理，揭露日伪利用佛教侵略杭州的史实，并从理论上回应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有关抗战时期“合作”问题研究的理论思考。 一、亲善与提携：日军的佛教“宣抚”政策 曹立前早在1991年即指出：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国家，从1873年日本东本愿寺首先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佛教僧侣开始，日本佛教进入随军中国的时代。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诸多佛教宗派掀起新一轮利用佛教侵略中国的浪潮，“在挥舞利剑的皇军武力下和亲日傀儡政权的协力下，战时在华布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⑤1934年发起成立的日华佛教研究会虽然强调中日佛教文化研究与交流，但其创设宗旨中已经明确包含有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内容。其宗旨称：“我邦与中华民国同教同文，共信佛法，宿缘久且深矣!……兹拟设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冀大方诸君子赞襄此旨趣进而加盟。”⑥这样一种设定，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华佛教研究会蜕变为服务日本侵华战争的日华佛教联盟等提供了便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利用宗教开展所谓的“宣抚”工作，与其侵略步伐大致一致。1937年7月15日，本愿寺千叶康之向门下提出训诫：“众僧侣必须承担起门徒教化之重责，亿兆一心，粉身碎骨，以报效无上之皇恩，为此，应完成挺身教化之重任。”⑦净土真宗也表达了类似的训诫。7月17日，西本愿寺由天津驻屯军正式批准光冈良熊等5人任随军僧，东本愿寺则在8月11日派上海别院的日僧为随军僧，8月14日由上海海军武官室颁发随军布教许可证，开展随军布教活动。在苏州，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僧人被派到中国，考察各地佛教文化，或开办日语学堂，教授日语，也尝试传播日式佛教。1937年12月，本派本愿寺派遣杂贺贞信、真宗大谷派大塚某两人作为随军僧，随日军一起攻入苏州，开始传教。后来大塚因病回国，净土宗新谷某、日莲宗胜部亮运等陆续来华。⑧在杭州，随着日军的占领，西本愿寺、临济寺、日莲宗等先后在岳王路、学士路等开宗建立。⑨这些寺庙，都是日本随军僧建立、主要针对在杭日本人的佛教寺庙。据日方统计，1940年仅华北一地，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准许下，本愿寺、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曹洞宗、妙心寺、知恩院、净土宗、真言宗等日本佛教宗派建立了14个佛教联合会，共58处场所。⑩此外，古义真言宗创办的杭州佛教日语学校，培养了61名学生。(11) 如果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本佛教以派遣随军僧、建立别院等方式参与侵华战争。到上海、南京、杭州等沦陷后，日军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沦陷区，对华宗教政策进一步细化为日军随军僧、特务机关等利用沦陷区地方僧侣进行日常的宗教“宣抚”。 1937年11月25日，日华佛教研究会会长佐伯定胤上书广田弘毅，称“今回事变应当是本会主义、纲领实施之机”，本会奉行“民族互助、佛教精神，谋求未来东洋和平”，对日军占领区的“贫困良民”施行救济。(12)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对赴华布教作出严格规定，必须“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对于布教者“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以何者为重，规定“以社会事业为主，以传教为辅。”(13)这一规定明确了日本对华宗教“宣抚”的对象是中国人，重点领域是“社会事业”；通过“宗教传播”达到“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宣抚”目的，服务于侵华战争。该年10月，日军特务部公布《中支宗教工作要领》，再次强调对中国占领区内的第三国宗教，即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要“严格控制”；对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等其他宗教，要“用消极理念引导”，“用大乘佛教精神，注入到宣传中，诱导中国民众安定、亲日”，鼓励僧侣、道士、宣教师、修士和信徒等，“以大乘佛教精神，提倡中日提携，贯彻圣战目的。”(14)这就表明，日军对华佛教“宣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宣言“中日提携”和“东亚和平”，以麻痹中国民众，达到所谓的“秩序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