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80-11 抗战时期的中国在探索如何加强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外界局势的变动。此种关注一方面紧跟英法美等大国的动向,以期争取外援;另一方面也积极关注埃塞俄比亚、土耳其①等弱国同伴的经历,据此讨论与判断中国自身的处境及走向。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因先后卷入德意英法苏等国而演变成一场“不是内战的内战”,被学界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②于时,独自抗战已久的国人热切渴望从西班牙吸取经验,积极争取获得与之等同的国际援助。因此,在抗战初期,西班牙频繁出现在中国的言论话语中。对同伴的观察实为对己方命运的思考,而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尤为强烈。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间的互动关注较少。③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对西班牙内战的观察与反思入手,考察国人依托这一“他山之石”所开展的对中国抗战道路的探索。 一、一个战争,两个战场: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的东西互动 1930年,西班牙结束了近十年的独裁统治,于次年成立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此时的西班牙财政混乱、工业落后,国内不同党派间矛盾日益深化,左右翼两极对立。1936年2月,由西班牙共和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的胜利引起了右翼势力的广泛反弹。同年7月,以弗朗哥为首的右翼集团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叛变,并向德意法西斯申请军事援助,由此开启了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 1936年8月苏联与英法德意等国签订“不干涉协议”,规定英法德意苏等27个签约国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及军用物资等;但在德意等国率先毁约援助西班牙右翼军事集团后,为遏制法西斯势力的扩张,苏联最终决定援助政府军。同年10月,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以协调粮食供应、帮助国际宣传及通过法国“人民阵线”向其走私军火等多种方式为西班牙政府提供帮助。④当月,共产国际还招募了世界反法西斯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援助政府军,极大地提升了西班牙战争的国际影响力。12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马塞尔·加香,建议他们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会见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德·布鲁克,提议应与第二国际建立“协调委员会”,协调两个国际共同行动援助西班牙。⑤ 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下,彼时世界正逐渐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苏维埃国家,要么是法西斯专政”。⑥其中,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均旨在遏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实为一场战争。1937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做了说明:“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德意干涉西班牙的斗争,就是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反对本国法西斯的自卫战。因此各国群众应该尽一切力量”摧毁法西斯在中国与西班牙的进攻。为方便更好地援助中国抗战,共产国际主张于欧美各国成立援华委员会,通过募捐、救济难民、派遣志愿者等方式支援中国。⑦在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宣言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两国战争的结局决定了人类是否将会被法西斯推入“一场新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帮助这两个国家,就是“保卫其他国家人民免遭法西斯的侵袭”,就是“保卫自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西班牙和中国。⑧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应当积极“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国内各派一致对外。⑨ 彼时中国面临的局势与西班牙类似,不论是国内民众以弱抗强的战争态势,还是动员民众团结各派积极参战的应对举措,无不吸引国内多方对西班牙的视线。不少人将之视为中国抗战的参照,一方面希望从这块“他山之石”中汲取弱势国家抵御法西斯侵略的经验;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西班牙战事的观察了解西欧各国的态度,据此判断中国抗战局势。作为患难与共的同伴,中共与西班牙共和政府在这一阶段频繁互动。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致电问候西班牙政府与人民。1937年5月,毛泽东在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称赞了西班牙的英勇斗争,并称“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战。”⑩同年秋,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支援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中国战士赠送锦旗,旗面镶嵌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的中英文字。(11)次年1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西班牙人民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加强”与“巩固”,正如中国的“每个胜利都巩固着马德里的保卫一样”。(12)社论认可了两国共同的作战性质,将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东西局部战场。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值西班牙内战两周年之际,同为战事最吃紧之时,中共中央特地致电鼓励西班牙人民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隔洋携手并肩战斗,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建设两个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13)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两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有着同样的世界意义。 抗战前期,中国作战军火短缺,1937年8月21日,法国总理肖唐曾向顾维钧提议仿照西班牙运输军火的方式,通过组织中立国的外国公司帮助采购、运输军火。(14)9月,“苏联对外政策的权威”费希尔在拜访顾维钧时,建议中国可以从西班牙购买军火,后者有资金和举债能力,如此双方可以达成共赢。(15)此外,宣传影响方面,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同为局部地区的战事,西班牙却得以席卷世界引发广泛关注,这令国人艳羡不已。时人认为,这与西班牙独到的宣传方式不无关系。吴玉章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谈及此点,西班牙的国际宣传机关在巴黎很有影响力,他们的某张宣传画报上一个小孩在大火和鲜血中哭泣:“I died too young!(我死得太年轻了!)”,小孩头上是敌机的轰炸,见者无不动容。(16)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西班牙的战况,加深两国联系,1937年10月由抗日救国组织、爱国华侨组成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赴西班牙参观团”,开展了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人员交流。参观团由西安事变后出洋的杨虎城担任团长,共产党员陈柱天任副团长。(17)杨虎城在马德里向英美播音时表示,此次参观一方面是考察西班牙人民战线的后方和前线,向“同病相怜”的西班牙人民学习抗战经验;另一方面是为促使两国的合作更进一步,早日实现“最后的胜利”。(18)团内成员除杨虎城随行人员外,还包括四位留德华侨抗联代表、两位全欧抗联代表和一位里昂中法大学的华侨抗联代表。(19)参观团从法国图卢兹出发,依次前往西班牙瓦伦西、马德里、巴萨罗纳,访问城市中各民众团体与前线的战士。(20)在西班牙期间,参观团考察了红色救济会、青年军事预备训练会,并以通讯形式将经验传达回国。例如,西班牙红色救济会设立了总务、组织、宣传、管理、援助五个委员会,各司其职、自成系统,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21)西班牙青年军事预备训练则从军事、体育、文化、救护四方面对青年开展培训,为共和军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22)《救国时报》多次刊登了参观团员发出的通讯,记录成员的所思所感。(23)杨虎城在总结西班牙的成功经验时指出,“人民战线的巩固”“民众的革命化”“政治工作的加紧”和“军队的效命”是西班牙共和军成功的关键。(24)参观团副团长陈柱天于同年回国参战,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密训练班支部书记、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学联代理宣传部长等职。(25)他在此后将西班牙的经验如民众动员、团结统一等特点介绍给国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26)中国抗战既指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抵抗与动员,同样也应包括在各国奔波联络以支持国内抗战的行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