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高阳籍的当代作家冉淮舟出生于1937年，他曾在《新港》《天津文艺》担任编辑。1980-1984年在铁道兵文化部工作，后调至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从1960年代起，相继有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多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问世。因工作等原因，冉淮舟与孙犁关系较密切，曾帮助他校对文稿，另写有研究孙犁的学术专著。因此，有论者将其归入“荷花淀派”①，或称其为“‘荷花淀’派的弟子”②。关于其创作的研究专著，目前可见刘家鸣的《论冉淮舟的文学创作》③。 长篇小说《建设者》在1974年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围绕炼铁厂选址问题展开的阶级斗争，情节源自作者在建设工地的实地见闻。孙犁在1973年6月9日给他的信中曾评价该小说道：“行文流畅，语言精练，感情激动，人物鲜明。好像也有些缺点，提一些参考意见如下：一、小说主要矛盾，要具有时代和生活的典型性，它所联系的生活幅度要广泛，它和主要人物的性格典型化要统一。二、你写小说，景物描写在行文中占的比例太大。叙述多于刻画。三、每章应该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结构，现在的松散了一些。”④ 1969年起，冉淮舟曾用近三年的时间“在河北涉县太行山区天津钢铁建设基地深入生活，和工人通吃、同住、同劳动”，⑤并利用假期在家中写作长篇小说《建设者》。这里所说的是位于河北涉县的天津炼铁厂，代号“六九八五”(因该厂于1969年8月5日开始筹建)，该厂的设立是“三线建设”的一个结果。1969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同时要在一线、二线地区建设“小三线”，“铁厂地址选在位于太行山里的河北涉县，就是按照三线战备需要而定的。”⑥目前关于“三线建设”的回忆文章已不少见，本文拟结合小说原型，并旁参其他有关“三新建设”的史料为佐证，通过对史料与小说的对读，探寻作者如何对自身经验进行改写，以符合当时的文学创作要求。 一 选址论争：何种性质? “三线建设”工厂选址的总体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安全。但在实际当中，人们却要考虑水源、自然地理条件、运输等多方面的因素，还要与当地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所以难免会产生争议或不同意见。摘星山炼铁厂的选址问题是这部小说的主线，矛盾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较量和斗争。那么其原型“六九八五”工程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位参与决策者的回忆文章：一是林启予的：“去涉县之后，领导班子就厂区选址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山上派’主张将工厂建在山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不占耕地、不占好地。‘山下派’的依据是，加快三线建设，方便运输，节省建设资金，可用节省下来的钱补贴被占耕地的农民。我代表山下派，李先元代表山上派，向市里汇报。听汇报的领导有池必清、费国柱等。最后，还是市里拍板，将铁厂建在山上。”⑦二是反对方李先元的：“在设计、厂址等问题上，我们也有分歧、有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还是好同志，因为我们的班子是团结的。”⑧两人所言，提供了如下信息：一、他们都承认在选址问题上存在争议，且两种方案都存在客观的优缺点。二、双方虽有争议，但未上升至敌对双方的性质。三、最终由上级部门来决定采用何种方案。 而到了小说中，争论双方被界定为敌我关系，而且贫下中农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作者曾深入建筑工地，对决策的程序应有一定的了解，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有意的“改写”，其原因值得探究。如所周知，在一段时期内，“敌人”是一个关键词。在1949年后的不同阶段，领导层从理论层面对民众接连不断地再划分，通过对一部分群体的贬抑、利益剥夺来保证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在实际效果上实现了政治、经济等各种权益的转移，以及社会的重新分层。经由各种运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阶级敌人的物质基础被抽空，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工人、农民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所获得的权益，比解放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也由此确立了在当代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层面)。到了“文革”阶段，如何继续保持工人、农民的主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一抓就灵”，强调身份的重要性，实质上延续了对人群进行差异化再区分的思路，使人们对现实保持警醒和紧张，以不断确证自身的主体地位和“革命性”。 在作品中，操马洼、卧虎坡两种选址方案各有优缺点，正面人物宋春光(建设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赵青山(贫下中农)、赵山梅(青山寨民兵连长)等人支持卧虎坡，反面人物刘本金(建筑工程师)、刘万堂(地主)、苏森(指挥部计划供应组负责人)则倾向于操马洼，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斗争，最后正面人物取得了胜利。选在卧虎坡占用耕地少，但土石方的需求量大，还要解决水源问题。老海爷也承认这一方案存在不利条件，但马上又指责反对者“被一些表面的困难吓住了”。由正面人物主导的公司领导层确定了在卧虎坡建厂的方案，他们也预计到了会遭人反对：“恐怕我们还得跟一些人辩论一番，甚至还得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这种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呢?宋春光明确指出是“如何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从中不难发现人物身上高度的政治敏感，首先从不同意见里分出对错，再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的体现。因此，当建设工程公司自行拍板决定基地的选址、设计施工组要求建在操马洼一带的拴马台时，李长海认为“这是有用意的”，宋春光则直接点明“是逼着我们在操马洼一带建厂”。 在小说中，主要反面人物地主刘万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压，对于在农村“夺权”已经心灰意冷、失望。另一个反面形象刘本金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在解放前“参加过特务组织”，“文革”中“在公司革委会生产组做些技术工作”，同时“在基层班组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他将自己到青山寨工作视为“继续进行破坏捣乱的好机会”，因此不断给刘万堂打气，最终二人把建厂选址视为“夺权”的机会，他们通过搞爆破、贴大字报等方式屡屡进行破坏。而正面人物则对这二人充满警惕，宋春光说：“搞工业建设也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时刻提防阶级敌人钻空子，搞破坏。”类似的看法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作者将这一正反斗争贯穿于作品始终，并以之为小说的主线索，这一点确是符合当时的创作规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