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气息在《烟火漫卷》中弥漫在前景和背景，它甚至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是小说人物行动的典型环境。小说人物映照着城市的历史，人物命运与城市历史互相镶嵌。因此，谈论《烟火漫卷》，城市书写就成了一个几乎无法绕过的角度。迟子建并非没有书写过城市，也并非没有书写过哈尔滨。自《伪满洲国》始，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已有蔚为可观的成果：《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哈尔滨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文化和历史独特性，承载命运悲欢离合的空间。可是，只有在《烟火漫卷》中，哈尔滨的此在和历史、风俗和气质才如此全面地、画卷般徐徐展开。在哈尔滨生活已经30年，从最初的隔膜到后来的水乳交融，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渐次在迟子建的内心生根，她也升腾起书写这座城市的热望。 因将某座城市生动地带进文学中，反过来以文学想象的光辉为城市提供了文化增益，从而使自身与这座城市紧密连结的作家不在少数：雨果与巴黎、狄更斯与伦敦、老舍与北京、王安忆与上海、邓一光与深圳，现在，必然要增添迟子建与哈尔滨。可是，这些著名的城市书写的背后，每一个作家却有着自身的书写逻辑，甚或是城市诗学。就城市论，上海、哈尔滨这种具有独特文化根性的城市与深圳这种典型的新城市就截然不同，因此，其书写的方式同样迥然有别；同为在近代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和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背后的文学和文化逻辑同样相去甚远。因此，细读《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并通过与王安忆、邓一光的城市书写比较进一步辨析这些书写的文学特质，便值得一试。 一、烟火如何“漫”卷：作为叙事装置的护送车、榆樱院和小鹞子 《烟火漫卷》显然属于写实一脉的作品。人们通常以为写实，就是正面强攻、径直写去，镜子式反映现实，功夫全在工笔细描，这是对写实的误解。写实之难处在于它必须在现实逻辑的规定性中运思，笔者曾经发过这样的议论：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还是列宁的“镜子说”，都确认了文学通过写实来把握世界的方式。人们通常忽略了看似“透明”的写实依然是一套充满符号中介性的叙事机制。假如作家不能掌握叙事的内在秘密，就将陷入世界布下的迷宫，不但不能召唤出“内在真实”，就连基本“表象真实”都将充满裂痕而备受质疑。① 超现实的写作可以通过某种象征性来表达意义，比如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遵循写实逻辑的叙事无法启用超现实的装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写实文学没有叙事装置。所谓叙事装置是指小说叙事在推动、发展过程中赖以之为基础和发生前提的物品、空间等中介物。空间和物是写实小说最重要的叙事装置类型，只有通过这些叙事装置，故事才能得以发生和生长。换言之，是这些叙事性装置给故事的生长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但因为这些写实的装置过于平实，很容易被自然化，被视为本来如此，从而忽视了写实作家艰苦卓绝的艺术运思。 在迟子建，《烟火漫卷》不仅要写出“烟火”，还要写出“漫卷”，这就使得提炼有效的叙事装置具有更强的迫切性。“烟火”要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和命运，而“漫卷”则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和命运。城市性内在要求小说的笔墨必须由一人而及于芸芸众生。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差异在于，乡村是一个相对静态、封闭的环境和空间，乡村的人际关系和伦理法则具有很强的恒定性；城市则是一个流动性和开放性更强的大型社会协作系统，城市的分层化及不均质性使得它很难被一人所代表。因此，书写城市，通常便要求对城市内部的错综复杂和参差多态有领悟和表现。迟子建无疑正有此雄心，她要写出“漫卷”，便是要写出城市的空间性和历史性；写出城市的某种“全景性”和“总体性”。可是，如果没有找到有效承载城市时空性的叙事装置，这样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必须说，《烟火漫卷》既有精彩纷呈的故事，又有光彩照人的人物。其核心叙事的建立又高度依赖于“护送车”“榆樱院”和“小鹞子”这三个叙事装置。 2020年9月11日，在《烟火漫卷》新书分享会上，面对小说如何把各种错综复杂的人物线索安排到一起的提问，迟子建首先指出的就是“护送车”。诚然，假如抛开“爱心救护车”这一特殊的流动空间，故事的很多可能性就难以为继。为了将寻人和谋生结合起来，刘建国找到了开“爱心救护车”这一职业。“护送车”在小说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叙事功能：首先是自然而巧妙地连接了诸多人物关系：翁子安就是因为使用刘建国的“护送车”而与之建立联系；黄娥也是因为听说了刘建国开着“护送车”寻人的故事才有心将杂拌儿相托，从而与刘建国建立联系；再接下来，翁子安又因为刘建国而认识了黄娥。可以说，没有“护送车”，小说的核心情节就无法有效地展开。其次，“护送车”的行驶运营还使主要人物关系之外，更多的“烟火”、更大范围社会经验的呈现获得可能性。与刘建国一起跑车的助手经常换，第一个跑了一阵看透人生；第二个沉闷而精干，却因为老婆跟一个搞传销的有染，把人家打残废而坐了牢；第三个是个肥胖的富二代，干这行纯粹是为了找虐减肥。这些助手每一个都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命运，跑车的过程更是一幅幅城市地理景观和世俗生活画卷的展开过程。借着“爱心护送车”这一移动镜头，迟子建将哈尔滨的阳明滩大桥、松花江的“文开江”“武开江”等自然景观尽收眼底。同时，刘建国和黄娥也一路收集着人间百态、贤愚不肖各色人等排队进入他们的生活。因此，“爱心护送车”就是绝佳的经验收集器。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爱心护送车”还成为某种善良者的分类装置，凝聚了一个善的共同体。比如，翁子安就是“在医院听说了刘建国的故事，深为感动，极想结识，所以才雇用他的车”②。这里已然是一种善的感召，善把一些人从人群中区分开来。黄娥同样是听说了刘建国的故事，深信这样的人正是可以将杂拌儿托付的好人。所以，“爱心护送车”作为一个叙事装置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将具体的叙事功能和抽象的精神伦理凝聚在一起，成了小说叙事和精神叙事得以赋形的前提和基础，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