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是当代学界的一个“异数”。他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应属于“学院派”，但他的文章从来就没有条条框框，更不会以四平八稳的面目示人。他年过八旬，但学术的信仰和理想从未减弱，且依然文思泉涌、才思敏捷，富于生命的活力和批判的锋芒。他四面出击、八面迎风、立于潮头，其研究常常“跨界”，但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他都卓然成家，获得不凡的学术成就。比如当年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曾一度洛阳纸贵、万众瞩目。后来的炮轰“中学语文教学”，炮轰高校“本科六级英语统考”制度也是语出惊人、观点新异、发人之所未发。不过此文研究的重点，不是孙绍振的诗歌、小说、幽默等理论，而是他的研究版图中关注度相对较少、尚未获得共识的散文及其理论。作为“我最后关注的形式”，①孙绍振的散文理论研究与他的其他理论研究一样，都是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他的散文研究，不仅预示着散文“从文学理论的边缘向中心发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挑战”，②而且以观念、方法与范畴建构为引领，以其富于生命激情的原创性、独特性的研究，拓展了当代散文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方法，提升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水准、地位和声誉。 一、散文研究的方法问题 当代的散文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前后，《人民日报》等报刊以“散文笔谈”的形式讨论散文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的“诗化”以及散文是“匕首”、“轻骑兵”还是“美文”等问题，这阶段关于散文的讨论基本上是印象式、随感式的，并没有触及散文的理论纵深问题。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整理和发掘现代散文理论，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俞元桂等编)等资料汇编。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还出版了《散文创作艺术》(佘树森)、《散文艺术理论》(傅德岷)、《散文天地》(范培松)、《散文技巧》(李光连)等著作。这些著作大都偏重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探讨散文的立意构思、裁剪艺术、结构经营、景物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散文创作技巧。尽管这时期的散文研究者均有良好的艺术鉴赏力，也试图寻找出属于散文的特征和规律，但由于观念较为保守陈旧，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加之缺乏现代的研究视野以及学理修养的不足，他们的研究往往是无功而返。第三阶段为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阶段的散文研究者以学院派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一方面有较好的学理修养；一方面有理论的自觉，尤其对构建当代散文理论话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阶段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陈剑晖)、《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王兆胜)、《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情怀》(喻大翔)、《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黄科安)，《嬗变的文体》(李林荣)、《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蔡江珍)等专著。这些著作，虽有较强的理论自觉和学术雄心，也敢于挑战既定的散文成规，但因其学术的立足点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宽广，尤其是散文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还存在某些局限与欠缺，因此从整体看，这批有志于散文理论革命的学者尚未抵达他们设定的学术目标。 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对现有散文秩序的超越，或者说他的独树一帜之处，首先在于他特别重视散文研究的方法。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气质，加之长期受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和波普尔证伪说的影响熏陶，同时谙熟西方文学理论的各种流派和风格，所以他在进行散文研究时总能站在哲学和西方文化的高度，运用爱因斯坦所倡导的“两面神”的思维方法，将散文问题放在正反两极中检验。大体来说，孙绍振的散文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散文的历史，从原点上寻找散文的生长点和创新点，对散文进行原则性的抽象。在《世纪视野的当代散文》中，孙绍振先从哲学切入，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散文：“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这就是说，只有从当代高级形态俯视，才能发现低级形态的结构。应该补充的是，猿体解剖也是人体解剖的钥匙。只有解剖出历史胚胎(低级形态)的遗传密码，当代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到说明。”③而后，他一方面从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高度，具体分析“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建构，考察周作人提出“叙事与抒情”散文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和西方散文的影响等因素，由此认为抒情性散文文体成为20世纪散文创作的主流，实乃历史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孙绍振又从钟敬文的“情绪与智慧”、“超越的智慧”④特别是从郁达夫的“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⑤的阐述，发现并抽象出了智性散文，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另一个理论基点。应该说，回归历史原点，从“五四”散文的经典文献中解释当代散文发展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尽管过去有人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没人像孙绍振这样，既深入全面，又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国现当代散文历史发展的整个逻辑演绎过程。 二是从整体思维出发，将散文置于文学的整个系统之中，在散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中来探究散文的奥秘。孙绍振认为，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在表现人的心灵世界时，只能表现其局部的侧面，或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只有在文学的系统中考察它们的同与不同，才有可能洞悉其深层的玄机。为此，他分析了李白的诗歌、散文《与韩荆州书》、柳宗元的《江雪》《小石潭记》在表情写景上的不同，并比较了散文和小说在叙事和塑造形象上的区别，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诗由于形而上，故其形象乃是概括的、普遍的，意象是没有时间、地点，甚至没有性别的，那么散文则由于形而下，形象是特殊的，也就是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的”。⑥至于散文和小说，则主要是动态的错位和相对静态的统一：“散文和小说的错位之所以如此不同，是由于小说构成情节的法门乃是把人物放在动态中，也就是人物打出常规，揭示其潜在的、深层的奥秘，而散文则基本上是把人物放在静态的环境中，显示人物的心态，即人物与人物之间有所错位，也是在和谐统一的制高点上俯视的”⑦。这种通过与小说、诗歌的比较、联系和转化，探究散文的特殊规律和内在奥秘的研究方法，与以往那种孤立的、静态的散文研究相比，不但显示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深度，而且能有效推进散文的理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