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文学最权威的估价师。经得起时间之水磨洗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出版，忽忽将近四十年。虽然未免留有“解冻”时代的痕迹，但现在来看，它仍然是一部让人读来欲罢不能、感叹唏嘘的杰作。遥想当年，它刚一出版，便风行一时，洛阳纸贵，让许多读者为人物的不幸悲不自胜，凄然下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如此充满真实感、悲剧感和震撼力的作品，并不多见。 为什么说《人生》是不多见的杰作呢?因为，它第一次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了长期被整体遮蔽的个人身上，第一次真实地写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第一次以含着悲剧意味的叙事调性，写出了农村青年在差序格局下的困境与焦虑、无奈与屈辱。 就艺术性来看，《人生》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语言朴素而清通，结构巧妙而圆整，人物刻画准确而生动，景物描写充满诗情画意，叙事的调性则凝重、深沉、温暖，像一首悲抑而又热情的命运交响曲。它的巨大的艺术魅力，不仅感染了无数读者，也给许多作家带来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启示。在题为《摧毁与新生》的文章里，陈忠实细致地记录了自己读完《人生》之后的“高峰体验”：“……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时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显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对我的影响，而是小说《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对我正高涨的创作激情是一种几乎彻底的摧毁。”①所谓“瘫软的感觉”，所谓“几乎彻底的摧毁”，描述的正是一部真正非凡的作品才有的巨大魔力和感染力。 然而，几十年来，对于《人生》的解读，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无论对它的经验的总结，还是对它的缺陷的分析，都远未达到“题无剩义”的程度。我们忽略了它在揭示城乡生活差异和冲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敏锐和深刻，看不到它在表现个人境遇和个性复活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反而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大而无当的概念来为高加林定性。有学者说，“从思想和道德上说，高加林都还不是一个先进的青年，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身上有很多应该受到人们批评和谴责的东西”②，这是一些极为令人费解的话。高加林在学校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在农村交往的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所读的书籍，则是《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品，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那些应该被批评和谴责的“很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个人对生活有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就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吗? 王富仁在讨论《人生》的时候说，高加林进城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个人主义的东西”，但是，转眼之间，他又说是农村的落后环境发展了他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培养着它的反抗者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③。这样的认知和判断，实可谓玄远而不及事情，好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更热爱贫困落后的异乡农村，而不是自己的流光溢彩的故乡城市。他还批评路遥说，“作者主要把悬念建立在高加林是否离开农村这一点上，其实是极不充分的”④。事实上，没有比这样的“悬念建立”更充分的了。要知道，为了“离开农村”，许多农村青年所承受的痛苦，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所能想象。 世间几乎不存在无可挑剔的叙事作品。《人生》也有自己的瑕疵。例如，由于特殊的语境限制，由于作者所选择的让步叙事，在《人生》中，经验与观念相互捍格和冲突的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而作者处理这一冲突的败笔，亦明显可见。分析这些“败笔”的表现及成因，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价路遥和他的这部杰作。 现在，我们有必要从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出发来解读《人生》，来阐释它的情节发生的社会学背景，来揭示高加林形象所包含的个性意义和独特价值，来探讨作者的让步叙事所存在的问题。 一、差序格局下的人生困境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海洋的一滴水，都是时代森林的一棵树。洪波涌起，没有一滴海水不随之起伏；林间风来，没有一根枝叶不随之摇摆。人的生活和命运，也都要不可避免地受到特殊时代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模式的影响。作为一种伟大的叙事文体，小说则是一种讲述社会人在特定时代的生活和命运的艺术。因而，要读懂一部小说，就要了解人物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的基本状况，尤其要了解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管理。高度的文明化和充分的人性化是现代性社会管理的根本特点。管理人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限制人的行动，更不是为了剥夺人的自由，而是为人服务，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生活热情和创造能力，使他们体验到做人的价值和尊严。户口登记和户籍管理就是这样一种中性的社会管理方式和社会服务方式。 然而，就现在社会学界和户籍学界达成的学术共识来看，中国1958年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显然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并没有实现对人口资源的合理配置。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限制了社会劳动资源的自我调节与充分利用，还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人为制造了等级差序和社会壁垒，从而极大地伤害了农村人口的人格尊严，也使他们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和择业的自由，失去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等机会，失去了获得自我发展的机遇和权利。因而，就很难说它是能够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