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中国七十年生态散文，无法绕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949-1978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艰难发端期也是当代生态文学的限制性萌芽期。汪树东在《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①中论述过这一阶段的主流文学，他用“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视野沦丧”的情绪表达，对生态意识以及盲目崇拜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了文学样本的“沉重的反思”。在其他为数不多的关于此阶段生态文学的叙述中，“人类中心主义”是持续性话题。 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这种疏离具体历史语境断论某阶段文学形态的话语，文学形态的规模化生成或是集体性遮蔽无法简单归咎于某种“观念”，特定历史时段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文化思潮、文学内部发展的裂变等都是我们评估特定时代文学形态的综合因素。因此，聚焦1949-1978年生态散文，一是试图在历史的裂缝中，借力社会学“场域”理论，解析影响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形态的复杂土壤，还给历史以历史的常识与“惯习”②，如时代需要什么、文学在表现什么、生态思想如何在限制性发展等等这些需要代入特定时代思考的话题；二是对学界惯常以“人类中心主义”轻易批判此阶段生态文学现象的一种有意识地纠偏，思考生态散文在阶段历史中的创作形态以及创作主体的有限性。由此，当我们审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成为国家设计重要内涵的生态文化时，我们更可能看清中国当代生态文化(文学)从有限生态观向开放生态观转型的艰难轨迹。 一、时代需要什么 文学形态的生成是无法剥离于具体时代的，文学生态的繁盛历来也不是囿于或者首先不是简单源于文学内部的繁衍式繁盛。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繁盛阶段的“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可以理解为“大一统”的溃败+社会变革的复杂+国外思潮的涌入+文学内部生长裂变需求等合力催生的文学喷薄阶段，也是周作人在1930年言之的文学发达的极致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之于1949-1978年历史场域，滞后的国民经济显然无法用文学形态层面的虚蹈予以解决，如何快速改变或提升国民经济是新中国时代的轴心需要。 确切地说，新中国建设路线的确认有一个发展阶段。建国初期的1949-1952年，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1953-1957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要求“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中共八大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明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③此后，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迫切期待大刀阔斧实效性工业性改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历史是需要回望与省思的。忽视客观发展规律的“大跃进”式改革，孳生了另一份沉重。这份“沉重”，在当下的环境学者、农业学专家、新闻媒介、文学作家的文字中都有叙述。张曙光在《从建国以来三次环境大灾难说起》中详细论述过自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三次大型环境灾难，其中两次大灾难发生在1949-1978年间④；张嫘在《农业环境问题成因分析》中也做过数据统计，从“大跃进”时期到“文革”时期，中国沙漠化面积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总和⑤；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北京日报》联合举办过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文革”和自然灾害位居榜首…… “沉重”的历史，无法规避。历史的话题，也终需在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和协商。1949-1978年的历史区间，“自然”在经济建设里是可待开发的有用资源，在政治话语和文学样本中是供歌颂新中国建设者的抒情载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纯粹表现为征服、改造、利用的朴素唯物主义关系，诸如《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等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意义浓郁的长篇小说，对自然的客观描摹少之又少，基本是革命文学中不打紧的“小点缀”，借景抒情的自然生态散文更是以“颂体”的固态方式盛行，成为普泛励志的精神产品。我们也清楚地明白，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国度与普罗大众，首先面对的问题是生存与发展问题，即便“生存与发展”以“自然灾害”为代偿，在革命意识形态覆盖和经济建设的洪流中，也只是作为革命问题的偶在分支存在着，“生态”并不构成当下指认的“生态问题”。无论研究新中国前三十年生态文学的学者们如何用“人类中心主义”话语覆盖这段时间的文学形态，无论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诺顿(B.Norton)如何把“人类中心论”区分为“强式人类中心论”(strongly anthropocentrism)和“弱式人类中心论”(weakly anthropocentrism)⑥，我们都无法规避这个真相，即开发和利用自然是这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 二、文学在表现什么 文学在表现什么与期待视阈下需要什么文学形态吻合度较高，在1949-1978年间，呈现为文化语境与政治语境的叠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引言”部分明确指出，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讲话》“结论”部分，继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二是“如何去服务”，由此确立文艺为人民大众、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及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文艺方向。⑦应该说，这个“文艺方向”几乎影响了1949-1978阶段的所有创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这个时期作家文艺创作的根本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