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为了配合军事围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围剿，随着文网不断收紧，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逐渐受到挤压，相应地左翼乡土小说创作也受到影响。左翼乡土小说家为了应对国民党的查禁不断地寻求对策，由此使得左翼乡土小说的面目也在发生改变。 自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之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从城市转向乡村，随着土地革命的蓬勃开展，乡村和农民逐渐取代城市和工人成为左翼作家的重点关注对象，左翼乡土小说逐渐呈现繁荣之势，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茅盾、蒋光慈、丁玲、吴组缃、叶紫、艾芜、沙汀等为代表的作家，以至于“左联”中人任白戈不由得感慨“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①。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是因着左翼乡土小说满足了读者渴望了解如火如荼的中国土地革命情形以及其产生根源的心理欲求。然而，随着国民党文化审查制度的不断完善，文化围剿的力度逐渐加大，致使包括左翼乡土小说在内的整个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被侵蚀和压缩。 早在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就以“煽惑暴动”“鼓吹共产谬说”“攻击中央”“宣扬阶级斗争”等名义查封了包括《我们月刊》《创造月刊》《幻洲》《洪荒》等太阳社、创造社主要发表阵地在内的“反动刊物”270余种，左翼十年间(1927-1937)国民政府查禁的书籍杂志仅有案可查的即多达2058种。1929年国民党当局发布的《中央宣传概论》中标明当年共查禁刊物272种，是1928年1.9倍，其中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刊物有148种，也是1928年的1.9倍。1930年国民党颁布实施《出版法》，1931年颁布《出版法实施细则》，1932年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1933年又专门颁布极具针对性的《查禁普罗文艺密令》。国民党实施查禁制度之初尚留有一些空隙，出版商为了盈利也甘愿冒一定风险出版左翼色彩的刊物和刊发左翼文学作品以投读者所好，“查禁书籍的法令，在当时并不十分严厉。文艺作家们正在大谈其普罗文艺。姚蓬子主编的《萌芽》，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鲁迅主编的《奔流》，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等杂志都有广大的读者群”②。这些左翼刊物虽然存续时间普遍较短，但却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左翼乡土小说，诸如：柔石《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奔流》1928年第1卷第1/5/6期)、柔石《没有人听完她的故事》(《奔流》1929年第1卷第8期)、魏金枝《父子》(《奔流》1929年第2卷第2期)；许杰《剿匪》(《大众文艺》1928年第1卷第3期)、杨邨人《瞎子老李》(《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冯润璋《灾情》(《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5/6期合刊)；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萌芽》1930年第3期)、魏金枝《焦大哥》(《萌芽》1930年第5期)；戴平万《村中的早晨》(《拓荒者》1930年第2期)、楼适夷《盐场》(《拓荒者》1930年第2期)、戴平万《新生》(《拓荒者》1930年第3期)、洪灵菲《大海》(《拓荒者》1930年第2-3期)、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拓荒者》1930年第4/5期)。 随着文网收紧，左翼作家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比起单个作品的查禁而言更为严峻的是许多左倾杂志被停刊，包括上述刊物在内的一大批左翼刊物纷纷被查禁。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③创办四个月被查禁，改名为《海燕》后又迅即被禁。其他有着左倾色彩的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小说》《大众文艺》④等也在1930年遭查禁，另有《畸形》刚出两期，《萌芽》⑤出至五期也被查禁。更有甚者，许多左翼刊物创刊号即终刊号，其中《熔炉》《文学》刚出一期，《文艺讲座》刚出一册即被禁。国民政府近乎疯狂的查禁使得左联很快陷入无刊可用的境地，1931年左倾刊物的数量大为减少，“据统计，到1931年4月，被禁的书刊有228种，后来达到700多种……”⑥国民党当局对于左翼文学打击不仅不遗余力，而且也十分精准。他们对于出版商为何热衷于发行左翼色彩的刊物进行过专门调查，并且抓住了出版商害怕亏本的软肋有针对性地加以限制。1930年国民党当局在一份书籍审查报告中认为左翼文学受欢迎的原因是“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最近数月以来，此种出版，渐次减少”，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所以他们毫无畏忌的尽量出版，故极一时之盛。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各小书店，已咸具有戒心，不敢冒险，以亏血本了”。⑦国民党当局对于出版商的施压的确收到了显著成效，《拓荒者》《大众文艺》《艺术》等杂志陆续被查禁，为此左联决议改变靠书店合法经营的路线，开始自己创办杂志《文化斗争》，“为了要广大我们文化斗争的宣传工作，是不应该再幻想那些以买卖为主的书店来代我们发行，只有坚决的建立我们自己的出版发行工作”⑧。然而，左联自办书店来发行杂志和出版书籍也面临着经济拮据、印刷困难、发行麻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左联自办书店由于处于“非法”也即地下状态，销售依然要通过别人的书店，“别人的书店有充分的理由不卖你的书，你就没办法。钱一下子周转不过来，就有很多进步书店办不下去，出了几本书就关门了，不是被国民党封掉的，而是因为没钱办下去了”⑨。曾经出版过蒋光慈遗著《咆哮了的土地》的湖风书局是白色恐怖下左联唯一的出版机构，坚持出版了《北斗》《文学导报》这两本左翼刊物和许多进步书籍。不仅如此，以1931年2月7日发生的“左联五烈士”遇难事件为标志，许多左翼作家横遭国民党的残酷迫害和杀戮，经过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轮番打击，“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⑩鲁迅写给艾芜、沙汀的著名回信刊发在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1932年1月5日第3期上，但由于《十字街头》是地下刊物，因此作为收信人的艾芜和沙汀除了原信之外始终未能见到正式刊出的文本。1932年情况有所恢复，全年新创刊七种刊物，左倾的有两种，其中《文学月报》于1932年6月创刊，12月15日出至第五、六期合刊被迫停刊，而这也是继《北斗》之后唯一公开发行的左倾文艺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