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论及“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最近七八年间解放区文艺”(即“解放区后期文学”)中“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时，使用了“新的国民性”这一概念。与鲁迅所鞭挞过的作为“一种落后精神状态”的“国民性”相对，这一“新的国民性”是挣脱了“精神枷锁”、发展了民族“优良品性”的结果，是“人民身上”所负载的“新的光明”的体现。在他看来，解放区后期文学的重要成就即在于：它“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这也是它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②。确实，“人民”在战争与生产中作出了“伟大贡献”、呈现出了新的精神面貌，因而，解放区后期文学在表现他们时着意揭示其“新的国民性”特质，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说，揭示其“新的国民性”特质就是解放区后期文学表现“人民”的唯一视角和唯一内容。事实上，与自抗战全面爆发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解放区前期文学一样，解放区后期文学同时也继承了“五四”启蒙传统，仍然一以贯之地鞭挞了“国民性”中“落后”的一面，从而在新的历史时空中书写出了国民性批判的新篇章，显现出了“以启蒙教育大众”的努力。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在述及整个“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时，曾经感叹“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性的呐喊”等内容在其间付诸阙如，“再也无法找到文字的印痕”③。稍后，有学者对此观点作出了一定范围内的反拨，指出：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多数作家“仍然延续着‘启蒙’的角色和意识”，“‘启蒙’话语仍然支配着延安一些主要小说作者的思维方式”，但也同样认为：到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没有人再在小说中触及‘启蒙’，前期延安小说这样一个重要关切化于无形”④。事实上，在解放区后期文学中，这种“文字的印痕”仍有迹可循，作为前期文学“一个重要关切”的“启蒙”也未“化于无形”。为了还原历史本真，客观认识解放区后期文学的复杂构成，本文拟以相关文本为基础，对其中的国民性批判问题作出进一步探讨。 封建等级制度不但铸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且窒碍了国人自我意识和自主人格的产生。虽然“五四”启蒙运动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儒家学说发起过猛烈的攻击，但是，等级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此时还残留在解放区许多农民的脑海之中。⑤在解放区农村中，存在着“干部”与“群众”两个群体。这本源自正常的社会分工，并无“贵贱”“大小”“上下”之别。但是，解放区作家却发现：在这两个群体中，不但有些“干部”自以为高于“群众”，而且有些“群众”也自以为低于“干部”。毫无疑问，是等级意识导致了他们这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以赵树理、洪林、丁玲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对其中所包蕴的等级意识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较早刻画出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农村干部形象——陈小元。他原是“老槐树底下”的小字辈中的穷人，但是，自从当了村武委会主任后，在地主阎恒元的拉拢腐蚀下，很快就变了质：他“不生产、不劳动”，“架起胳膊当主任”。五年之后，赵树理在小说《邪不压正》中又塑造出了一个“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往不正确的路上去”的“村级新干部”⑥——小昌。与小昌一样，洪林的小说《洗去“金豆子”上的灰尘》(后更名为《莫忘本》)中的主人公朱元清也是一个长工出身的村干部。自打当了村长，他这颗“金豆子”也很快蒙上了“灰尘”，变得贪婪而又专横。土改时，他先是以村政的名义多留了十二三亩地，以致“夺了好多穷兄弟们的饭碗”，后又将这些地上长出的谷子占为己有。为什么这些人一“提拔”成干部就趾高气昂?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自以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的等级意识在作祟。 如果说陈小元这些“干部”错误的自我认知导致了自我膨胀的话，那么，“群众”错误的自我认知则导致了他们的自我矮化。《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县农会主席老杨的饭派到他家后，他借盐借面给老杨做了汤面条；在打谷场上，其他人围着老杨问长问短，只有他仍是毕恭毕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他之所以对老杨如此恭敬有加，是因为在他眼里老杨是“衙门来的人”，其等级是高于自己的。这部作品与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写到一些农民“认不得事”，没有“明了自己是主人”，认为减租减息成果和土改成果不是依靠自己斗争得来的，而是别人“给”的。前者中的老秦以为押在地主那里的地能够退回全依仗了老杨这样的“干部”，所以，他把他们视作“救命恩人”来磕头谢恩。后者中的郭全把分到几棵果树也看作“全是你们(指工作组的干部——引者注)给咱的”。不难看出，老秦、郭全这些普通“群众”把“干部”看作是高于自己、主宰了自我命运的力量，这种错误认知自然源于其自以为低于“干部”的等级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等级意识、心甘情愿地将自我命运交由他者掌握的农民，当其遇到不可认知之物或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时，在他们的心理世界中，必然会将自我命运交给另一个他者(即神灵天命)去支配，从而导致迷信观念的发生。正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如此的逻辑关联，所以，解放区后期文学在批判等级意识的同时，还展开了对农民迷信观念的批判。据解放区作家分析，农民的迷信观念包含着神灵认同(“是‘报应不爽’，是‘举头三尺有神灵’”)和天命认同(“是‘听天由命，安分守己’，是‘万事由命不由人’”)这两个方面，因此，为了“从阴阳先生、巫神法师手里夺取群众”⑦，解放群众思想，他们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农民迷信观念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