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个广告意识很强的作家。他不但是一个“爱看广告者”①，经常透过报刊广告了解人生世相，窥测文坛动态，寻找写作素材，而且是一个“爱做广告者”，经常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写广告、登广告，广而告之，以利销售。关于鲁迅做广告，学界已有不少梳理和研究，但对于鲁迅“被做广告”②，则尚未见专门钩沉。事实上，随着鲁迅声誉日隆，大约从1925年开始，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个人和出版传媒机构纷纷拿他做广告，其中有不少并未征得他的同意，而是偷偷摸摸地借“鲁迅”之名以谋取私利，这就是鲁迅被做广告的情形。鲁迅对此很敏感，先后发现了不少，发现之后，则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多数时候，他通过书信向亲友发发牢骚作罢，但如果对方是自己厌恶的论敌，则专门写文章或“启事”予以揭露和声明。还有的时候，他对报刊上他人所拟不实广告词不满，还会自拟广告，要求刊登，以正视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下文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对这些情形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梳理，间以考证，择其要者，凑成八则。之所以舍弃《鲁迅被做广告考》这样看上去更为学术化的题目，是因为关于广告，鲁迅自己的文章里就有一处套用罗兰夫人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成的佳句，正好用作本文的标题。 鲁迅“被做广告”事例八则 (一) 1925年4月20日，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 所谓《□□》周刊指的是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当时正在筹办中。有一个学生将消息告诉了邵飘萍，他于是在鲁迅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在报上做了预告。鲁迅看到这个广告后，感觉“改造青年的思想”云云“夸大可笑”，于是自己另外代拟了一个，此即《〈莽原〉出版预告》： 本报原有之《图画周刊》(第五种)，现在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由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以后每星期五随《京报》附送一张，即为《京报》第五种周刊。 所谓“代拟”，即模仿报社的语气，以旁观者的角度来介绍《莽原》。这一新的广告刊登于次日也即4月21日《京报》，鲁迅“硬令登载，又不许改动”，不料邵飘萍在广告之末加一按语说：“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这样一来，第一暗示了广告是由鲁迅代拟，而非报社所拟，无形中拉开了《莽原》和《京报》的距离；第二对广告本身作出“语带滑稽”的提示，并提醒读者“勿以辞害志”，这本来是一种好意，希望读者不要因广告中出现“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这样的表述而对即将面世的《莽原》产生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但也可能加重读者的疑心。这一按语可谓画蛇添足，让人哭笑不得。鲁迅在4月22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对邵飘萍擅做广告与擅加按语很不满意，直言这几句按语“无聊”，感叹“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并报告由于“受了广告的鞭子的强迫”，令自己连日又是写稿又是催稿，“忙得不堪”。③ 1925年4月24日，《莽原》第一期正式出版，附《京报》发行。倘若没有上述“广告的鞭子的强迫”，也许它的面世还要再迟些日子。 (二) 1925年8月5日，《京报》上出现了一则题为《〈民报〉十二大特色》的广告，其中说道： 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 北京《民报》由陈友仁主持，广告中拟增加的副刊由韦素园编辑，报社将其作为“十二大特色”之一。正是在这一广告中，鲁迅首次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鲁迅被人戴上这样一顶高帽，心里并不愉快，因为他一向是不想为人导师的。就在这则广告刊发前两个多月，他曾在文章里专门谈到这一点，指出“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④但因为担任《民报》副刊编辑的是自己一向支持的文学青年韦素园，他也就不好说什么。不过他的沉默后来被论敌视为默认甚至欣然接受，于是引发不少笔墨官司，最主要的两次来自高长虹与现代评论派，而鲁迅均予以严正回击，详见下文。 (三) 1926年夏天，鲁迅经林语堂介绍，决定离京南下，前往厦门大学教书。这一想法大约在6月中旬确定下来。在6月17日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写道：“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⑤而当厦门大学得知鲁迅确定前来任教后，他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与学校有关的报道中。如6月24日《申报》第10版“教育消息”栏登载《专电》，称“厦大下学期改分文、理、商、教、法、医、工教育七科，增设国学研究院，聘北大教授林玉堂为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沈兼士为研究院主任兼文科国学系主任，周树人、顾颉刚为教授，又拟聘钱玄同或刘半农，余各科多原各系主任继”。6月28日“教育消息”栏又刊登了一篇更为详细的通讯：
《厦大之大更张》(《申报》1926年8月26日第11版) 厦大之大更张(蜀生)
